根据《元史》的记载，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刘时中生活的年代）的确有旱情发生，流民四起。刘时中应该是经历了这段日子，见到途有饿殍才忍不住绘下这幅灾民图。当时官府曾下达过赈灾令，但并没有显著成效。事实上如果民众能共渡难关，并不一定会死那么多人。在上面的【叨叨令】一曲中这样写道：有钱人仍旧屯田置地、喝酒嫖妓、买卖人口，没钱的人注定要骨肉分离、忍饥挨饿、家破人亡。“有钱就是大爷”，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背景下，这句话都是至理名言。
在众人绝望之际，《端正好·上高监司》的曲子中塑造了一个“救世主”式的人物——高监司，此人在现实当中是存在的，因为《端正好》一曲是刘时中写给高监司的万言书。
刘时中笔下的高监司开仓赈济，日夜奔走抚恤灾民，惩治奸商和鱼肉百姓的官吏，毫无偏私。他“爱民爱国无偏党，发政施仁有激昂。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天生社稷真卿相，才称朝廷作栋梁。这相公主见宏深，秉心仁恕，治政公平，莅事慈祥。可与萧曹比亚，伊傅齐肩，周召班行”。刘时中甚至将高监司的仁慈和政绩看作古人所谓的“仁政”，而且此人堪比萧曹、伊傅那样辉煌一时的良相名臣。
刘时中盛赞高监司的德行，其中不乏奉承的意思。因为他希望高监司能够看到自己这封揭露地方政府营私舞弊的谏书。整个曲子里揭露了当时的社会现象：时值灾情严重时期，官商却囤积大量纸钞以供挥霍，搅乱市场正常经济秩序，祸患乡民。政府表面上道貌岸然，出资出力，实则他们下发的纸币一文不值，根本用不上。刘时中力捧高监司，实则企盼他能到朝廷进言，整顿地方吏治。
按理说身为父母官，高监司赈灾和在朝廷进言是分内之事，并不应被刘时中提醒，但刘时中依然在高监司面前示弱，说尽好话，足可看出他心中的无奈和朝廷的腐败。茫茫人世，刘时中找不到可以投诉的人，当他看到高监司救灾的情景，认为或许此官还有些人性，其他的官吏都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死于非命，好将那些民众的财产收入囊中。
【滚绣球】且说一李中事例钱，开怍时各自与，库子每随高低预先除去，军百户十锭无虚。攒司五五拿，官人六六除，四牌头每一名是两封足数，硬有合干人把门军弓手殊途。那里取官民两便通行法，赤紧地贿赂单宜左道术，于汝安乎？——刘时中《端正好·上高监司·滚绣球》
这段【滚绣球】描写的是官吏横征暴敛和贪污受贿的嘴脸。由于元政府对币制管理非常混乱，官吏和商人伙同起来玩转钞法，钻朝廷的空子，私下印制纸钞，一旦有收益便可坐地分赃。按照衙门里的老规矩，大官分大头，小官得小钱。库府官员、军百户、攒司、官人、四牌头人人有份，连门军、弓手这些看管人员都能拿到好处。官宦中所谓的“有钱人”还和商贾串通一气印制假钞，四处骗钱；一些官员甚至借朝廷的名义回收破损钞票，声明全部烧毁，实则偷拿出去再用到市场进入流通。
官人、商人没有成本地拿着“钱”到处挥霍，受苦的不过是毫不知情的普通百姓。这种无形的凶险比官、商直接奴役打骂穷人还要可怕。鉴于这种现象，刘时中希望高监司“青天大老爷”能将情况禀报朝廷，解决社会上种种问题，以免民众生变，引发动乱。
刘时中的担忧是有先见之明的。元顺帝是元朝最后一个皇帝，本为元惠宗，“顺帝”是朱元璋给起的谥号。元惠宗弃江山于不顾，终日活在权臣的羽翼下，导致民间起义大爆发。后来起义军攻破大都之后，顺帝仓皇往西北宁夏方向逃走，死于异地。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赐惠宗谥号“顺”，意思是他顺应天意将皇位给他。这种带贬义的谥号不被元人承认，却成了历史的公认。
生活在元顺帝时期的刘时中，在对高监司发出劝言时各地已经出现小规模起义，起义若是闹大，元王朝的根基必将不保。但一个高监司又能如何，就算他肯帮刘时中递上谏言，可是腐败已经渗透到了元朝廷内部，有道是上行下效，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其实不过是整个朝廷内部变化的缩影罢了。
一曲《端正好》，充满了刘时中的愤恨和伤悲，他满怀希望，可是他也应该清楚到最后得到的必定是失望。毕竟社会已是如此，除非明主降世，朝廷来一次大清洗。然而，刘时中不服输的个性和怜悯世人的柔情，让他又放不下受苦受难的黎民。
杳杳冥冥，潇潇洒洒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中讲：“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此话的意思是，文人甚至比娼妓还要不如，仅仅高于乞丐而已，一些士人常常吃不上饭，过着乞讨的生活。
倚篷窗无语嗟呀，七件儿全无，做甚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撤，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周德清《折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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