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说拾遗》一卷，是东莱讲说《诗经》的记录。关于讲说《诗经》的内容，后来已由东莱亲手编有《吕氏家塾读诗记》一书，而《拾遗》仅仅是门生的一些零碎记录，但其中也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周礼说》一卷，是东莱讲说《周礼》的记录。对于《周礼》所载的周代官制，有其独到的见解。如论“师氏”与“保氏”二官云：“伊川先生曰：‘后世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盖后世谏诤之官，其所以匡君之恶者未尝不至，若夫从容和缓以养君之德者则缺焉。……师、保二官……一则优游容与以养君之善，不使有一毫矫拂；一则秉义守正以止君之邪，不肯有一事放过。故人君既有所养，又有所畏，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一于从容和缓，则是有乐而无礼；一于矫拂正救，则是有礼而无乐。此二官所以不可偏废。学者须知此二官实不相关，而实相资；又须看得二官不相参杂，则古人之意可见矣。”他把师氏、保氏二官与礼、乐联系起来，以资相济相成之用，可谓独到的见解。
《礼记说》一卷，是东莱讲说《礼记》的记录。东莱认为：“《曲礼》、《少仪》，皆是逊志道理。步趋进退，左右周旋，若件件要理会，必有不到处。如学者常存此心，则自然不违乎理；心有时而不存，则礼有时而或失。内有毫厘之碍，则外有毫厘之差。”这显然含有重“心”的倾向。
《春秋集解》三十卷，自三《传》而下，集诸家之说，各记其名氏，计有陆氏、两孙氏、两刘氏、苏氏、程氏、许崧老、胡文定等，所择颇繁，并经精心剪裁，而无自己议论。《四库提要》考定此书为吕本中撰，实非也。
《春秋讲义》一卷，系为《春秋》讲学而作，卷首即提出了“学欲切而思欲近”的读经方法。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纲领》一卷，为吕氏深入推阐《左传》之作。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东莱“于《左氏》一书，多所发明，而不为文，似一时讲说，门人所钞录者”。《续说》为继《左氏传说》而作，以补所未及，其体例主于随文解义，故议论稍不如前《说》之阔大，然于传文所载，阐发其蕴，并抉摘其疵。至于朝祭、军旅、官制、赋役诸大典，及晋楚兴衰、列国向背之时机，诠释尤为明畅。盖东莱邃于史事，知空谈不可以说经，故研究传文，穷始末以核得失，而不倡废传之高论。
《春秋左氏传类编》（不分卷），是书取《左传》中诸事而以类析之，凡分十九目：周、齐、晋、楚、吴越、夷狄、附庸、诸侯制度、风俗、礼、氏族、官制、财用、刑、兵制、地理、春秋前事、春秋始末、论议。每门俱前列《左传》，而以《国语》附其后。
《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亦名“东莱博议”，共一百六十八篇。其中每篇文章都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哲学、伦理、政治、经济、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观点，以作为诸生应试学习作文技巧而写的范文。其格式于时文为近，所以广泛地运用了立意、布局、修辞、炼句等各方面的艺术技巧。这是一部融合阐发经义、通贯理学、切合题旨、文章作法等多种功能于一炉的论文专集，也可以说是东莱具有独创意义的著作。其书立论纯正深刻，精于义理；议论新颖奇兀，常出人意表；文情跌宕起伏，富于变化；文字淳朴精当，明白流畅。故其作为学生习作时的范文而广为流传，并深受当时及后世读者所喜爱而习诵不衰。
《甲午左传手记》一卷，共十条，为读《左传》时的笔记。
《论语说》一卷，是东莱讲说《论语》的记录。其中虽大都是关于日常言行的论述，但也有很深刻的哲理探索。如云：“使天地之于物，有以生育长养之，而无肃杀以终之，则万物亦不能成就。……天地之有春秋，此自然之理。”他认为事物对立面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天地之间的普遍法则，正是由于“生育长养”与“肃杀”的统一，才成就了天地万物。
《孟子说》一卷，是东莱讲说《孟子》的记录。其论“义利”云：“人皆说仁义便是利，然不必如此说。只看孟子言‘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以仁义为天下，何利之足言？当时举天下皆没于利，看孟子此章，剖判如此明白，指示如此端的，扫荡如此洁净，警策如此亲切。当时之病固大，孟子之药，剂量亦大矣。”其论“道”云：“道初不分有无，时自有污隆。天下有道时，不说道方才有，盖元初自有道，天下治时，道便在天下；天下无道时，不说道真可绝，盖道元初不曾无，天下不治，道不见于天下尔。”他认为政治清明，天下有道，天理固然存在；而政治混乱，天下无道时，天理照样存在。
三、吕东莱的理学著作
吕东莱在理学方面，则有《家范》六卷，《阃范》十卷（已佚），《少仪外传》二卷，《正学编》一卷，《紫微语录》一卷（已佚），《吕氏读书记》七卷（已佚），《杂说》二卷；《卧游录》一卷，又与朱子共编《近思录》十四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