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吕东莱在文献学上的贡献
徐儒宗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吕东莱全面继承中原文献之统的精神，以经史并重、文道并重为宗旨，以和而不同、兼收博取为胸怀，不仅在经学、理学、史学、文学等方面撰有大量著作，而且还对历代先贤的大量经史诗文等文献做了广泛的研究、考订和保存等工作。由于这些著作大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重要文献，因此，他在文献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南宋 吕东莱 文献学
一、吕氏家学的学术特色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金华人，故世称其所传之学为婺学或金华学派；因其祖籍为莱州，故学者称东莱先生。他一生著作宏富，几乎包括经学以及文史、百家等领域，充分显示了全面继承“中原文献之统”的学术特色。吕学的基本特色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曰“道德、知识和事功并重”。吕氏祖居山东莱州，后迁北宋都城开封，南渡时，吕祖谦的曾祖吕好问又随驾南迁，定居于婺州金华。山东是孔孟家乡，中原是道学发源地，而吕氏世代都是学有根柢的著名儒者，又是宋代“累朝辅相”之世臣，先后有吕蒙正、吕夷简、吕公弼、吕公著、吕希哲、吕好问等任宰相之职，封侯赐爵，他们都能把儒家思想贯彻到国计民生的具体政务中去。因此，吕氏既是渊源有自的文献世家，又是卓有政绩的仕宦显族，故其所谓独得“中原文献之统”，在于其不仅兼重道德和知识，而且也兼重道德和事功，悉得儒学之正传。吕祖谦继承了这一家传的学风，并贯彻于他的著作和教学实践之中。
二曰“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易·大畜象》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意思是要多学习古代的典籍，研究古人的言行，吸取历史经验，以涵养自己的德性。这也是吕氏家学的一个特点。全祖望在《宋元学案·紫微学案》中说：“愚以为先生（吕本中）之家学，在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盖自正献（吕公著）以来，所传如此。”吕祖谦继承和发扬这一家学的特色，体现在对历史的重视上，他在《杂说》中说：“看史非欲闻见该博，正是要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己成物两件。”他认为所以要“多识前言往行”，就是为了吸取古圣贤的优秀品德和“成己成物”的历史经验，“以畜其德”，“以观其用”。因此，他的著作中，都贯穿着“由经入史”的精神。
三曰“不私一说，兼取众长”。吕祖谦的高祖吕希哲，在继承家学的基础上，又从焦千之、胡瑗、孙复、石介、二程、张载等诸大儒游，闻见由是益广；伯祖吕本中，历登二程高弟游酢、杨时、尹焞之门，又能恪守家学。这种“不名一师”、“不私一说”的治学态度，形成了吕氏的家风。吕祖谦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治学家风。当时学派众多，除了朱、吕、陆三家之外，主要还有胡宏、张栻的湖湘之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陈傅良、叶适的永嘉之学等。吕祖谦与朱熹、张栻、陆九渊、陈亮、陈傅良、叶适都相友善，平日讲学讨论，往复交流，共同营造了良好的学术风气。他认识到各派之间既有异同，又互有长短，所以他旨在汲取他家之长而不作争论；而且，他还在其他学派之间起着和解协调的作用。全祖望云：“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正由于吕祖谦具有兼取众长的襟怀，才使得他所创建的婺学成为一个兼容并包、开阔宏大而独得孔门正传的学派。
以上三项基本特色，鲜明地体现在东莱的著述及其整个学术体系之中。他一生读书著述不辍，在仅二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考证了大量的古代典籍，纂修了众多的经学和史学著作，撰写了不少学术专著，可谓学富五车，著作等身，以思想敏锐和学识宏富的思想家、经学家、文献学家著称于世。现将尚存的东莱著作试予简要介绍，以说明他在文献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二、吕东莱的经学著作
在经学方面，吕东莱专门探索《易经》的专著就有《古周易》一卷，《古易音训》二卷，《易说》二卷，《周易系辞精义》二卷，《读易纪闻》一卷；探讨《尚书》的则有《书说》十卷（或作六卷）；《诗经》学则有《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诗说拾遗》一卷；《礼》学则有《周礼说》一卷，《礼记详节》（已佚）和《礼记说》一卷；《春秋》学有《春秋集解》三十卷，《春秋讲义》一卷，《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纲领》一卷，《春秋左氏传类编》（不分卷），《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左氏统纪》三十卷（已佚），《左氏手记》一卷；以及《论语说》一卷，《孟子说》一卷。
《古周易》一卷，系为恢复《周易》原貌而考定其篇目编次之作。因为《周易》在编次上有所谓“分经合传”的“今易”和“分经异传”的“古易”两种不同的系统。古时《周易》经、传各自独立成篇，自汉末郑玄作《周易注》，把《彖》、《象》两传分属各卦经文之后，魏王弼作《周易注》，又进而把《彖传》、《大象》移置卦辞之下、六爻之前，而把《小象》逐条分附各爻之下（唯《乾》卦因《小象》内容难于分割，所以仍存郑氏之旧），再把《文言》分置《乾》、《坤》二卦，于是乃成为“今易”的基本体例。唐孔颖达奉命修《周易正义》，独取王弼《注》而为之疏，宋程颐亦据以作《易传》，故王弼所改成为后世最通行的编次，而《周易》古时的原貌反致失传。然而，以“分经合传”为特色的“今易”虽然便于诵习，但经、传各篇的完整性受到破坏，导致支离破碎的流弊。于是宋、元以降诸儒力求恢复《周易》的原貌，乃形成以“分经异传”为特色的“古易”系统。众多的“古易”本子，由于各出己见，故在经文格式以及传文的篇名、篇数和篇序等方面各不相同。其中以东莱所定的《古周易》编次最为合理。尤其是他力破“费直为乱经之始”的成说，而提出了“费氏《易》在汉诸家中最近古，自康成、辅嗣合《彖》、《象》、《文言》于经，学者遂不见古本”的新观点，纠正了《易》学史上的误会。故朱子取东莱所定《古周易》而作《周易本义》。于是，东莱的《古周易》的编次乃成为“古易”系统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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