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身养气
对于“气”的讨论，亦是《程氏遗书》卷十八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总计259条中，有20余条的资料都涉及气的问题，所占近十分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卷十八中有关“气”的讨论，并非后来朱熹所关心的理气关系问题，而是气质修养、变化气质的问题。
与《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的观点一致，程颐同样强调：“人乃五行之秀气，此是天地清明纯粹气所生也。”程颐肯定，虽然人与万物都是天地之气所生，但是不同于万物，人所禀赋的气更加清明纯粹，这是人优于天地万物的表现。另一方面，具体到人而言，则每个人所禀之气又有不同，体现了人与人的差异。程颐指出：“人有实无学而气盖人者，其气有刚柔也。”对于“人性本明，因何有蔽”的提问，程颐在坚持人性本善的前提下，指出人之差异在于才禀之气。“性无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途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人的本然之性等同于天理，都是善的。而所以有善恶、贤愚之分，则在于气的清浊。因此，如何通过为学之功夫以达到气质之变化，显然是程颐工夫论的主要目标。
在卷十八的第37条到45条，集中讨论的就是为学变化气质的问题。第37、38条都提到，人在黑暗或者提及鬼神之时，皆不免有恐惧之心。程颐认为：“不免惧心者，只是气不充。”“须是气定，自然不惑。气未充，要强不得。”人自身对于鬼神的恐惧，归根结底还是自身的气量不够充实。程颐认为“精气为物”，万物之生即为精气所化。而魂魄、鬼神等神秘存在，程颐亦没有直截否定，而只是强调这些都不过“游魂为变”，乃“存者亡，坚者腐”的状态，并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但是，如何克服这样的恐惧之心？程颐提出以敬涵养工夫，“须是涵养久，则气充，自然物动不得”。为了克治气的不足，程颐回到了孟子以来儒家的养气传统。
程颐反复要求学者通过为学工夫、诚敬培养以变化气质：“学至气质变，方是有功。”“积学既久，能变得气质，则愚必明，柔必强。”另外，在变化气质的工夫上，程颐强调以志胜气：“若是志胜气时，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另外，在学者提到若有人因家贫为了赡养父母而不得不应举求仕，无法讲究出处进退之时，程颐指出：“此只是志不胜气。若志胜，自无此累。”孟子曾经提出：“志者，气之帅也。”（《孟子·公孙丑上》）在理学的思想结构中，志是理的体现。程颐强调志以胜气，就是以义理克服习气，使人的行为符合义理的规范。
程颐强调，众人所受之理皆一样，而其不同则在于才气之禀。学者为学的目的在于变化气质，途径则是以义理养气。在这一点，程颐尤其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在《程氏遗书》卷十八的第96条到102条中，集中讨论的就是这一问题。程颐要求：“《孟子》养气一篇，诸君宜潜心玩索。”“气须是养，集义所生。积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气象。”程颐对于孟子所说的“持其志，无暴其气”，提出应当“内外交相养也”。而形容浩然之气的“配义与道”，程颐解释说：“谓以义理养成此气，合义与道。”对于气之不充、气之不齐的问题，学者只有以义理养气，即用义理的要求不断地规范日常言行，才能最终变化气质，生出浩然气象。
以上对《程氏遗书》卷十八中所反映的程颐有关仁之本性、敬以持内以及修身养气的思想做了分析，可以看出，刘安节将相关的资料做了归类编排。虽然刘安节的分类、排列并非十分严格，但是大体上反映了他对于程颐思想的接受情况。
第1—107条讨论了仁、性情、敬、修身处事、释老进退等内容之后，第108—159条集中收录了程颐对于《论语》、《孟子》的解释，160—159条则是有关“五经”的看法。之后196—204条评论历史上的儒家人物，而第205—211条是理学史论，最后的第231—253条则有礼仪的集中讨论。由此可见，刘安节在整理程颐语录时，有着明确的分类意识，这是《程氏遗书》中与众不同的一卷。
三、两宋之际二程著作的传播整理情况
《程氏遗书》卷十八的末尾记载，该卷是建炎元年（1127）十月，杨时的女婿、陈瓘的侄子陈渊得之于时任江西临川主簿的刘安节之子刘诚。陈渊字几叟，号默堂，生于熙宁十年（1077），卒于绍兴十五年（1145），元符三年（1100）起师事杨时。陈渊得刘元节所编《伊川语录》并使之流传，对于二程思想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陈渊与洛学后人联络，并有意地收集二程语录，大概还是受到杨时的影响。杨时及其弟子特别注意二程资料的收集整理，不仅本文所讨论的《程氏遗书》卷十八的流传与杨时的弟子陈渊有关，另外《程氏遗书》卷十九就是杨时的长子杨迪所录。下面围绕杨时与二程资料整理有关的活动予以论述，进一步了解两宋之际洛学传播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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