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氏遗书》卷十八的思想特色
《程氏遗书》卷十八区别于其他各卷的显著特色即该卷经过了刘安节的编辑整理。不仅内容相似的条目被放在一起，而且全部的259条亦是按仁、恭敬、修身、静敬、养气、释老和最后的论孟、六经、史论、礼仪的大致顺序而排列。显然，这样的编排本身，体现了刘安节对于二程，尤其是程颐思想的理解。下面，本部分即将通过3个方面予以讨论，着重分析刘安节所编《伊川语录》中所体现的程颐的思想特色。
（一）仁学思想
《程氏遗书》卷十八的前7条，都是有关仁之本性的讨论。在第1条，程颐即提出求仁之方，要求“将圣贤所言仁处，类聚观之，体认出来”。这样的说法，对于后来湖湘学派的张栻有很大的影响。不过，前7条有关仁之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则是在于强调本体之性的仁与具体发用的情之间的区别。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情就是爱，但程颐明确反对世人“以爱为仁”的观点。程颐提出：“爱自是情，仁自是性。”换言之，爱之情是本体之性仁的发用，但是不能直接地将发用之爱看作本体之性。
对于《论语·学而》中有子所说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在卷十八的第3条，程颐同样基于“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的区分，指出：“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对于“孝悌为仁之本”，程颐认为孝悌是“行仁之本”，即由对父母、兄长的孝悌行为，可以实现仁之本性。但是同样地，不能将具体的行为等同于本性之仁。
在第6条中，弟子以五谷之种比喻仁，以种子待阳气而生比喻心的作用。在程颐的弟子看来，本体之性必须借助于心的作用才能展现出来。程颐否定这一观点，并指出：“阳气发处，却是情也。心譬如谷种，生之性便是仁也。”程颐认为，生之本性就是仁，即不可以将谷种的生长看作阳气的作用。阳气只是外在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还是种子自身。这里，程颐强调生之性的仁与具体之发用的情的区别，反映了程颐性体情用的基本观点，这一点也可以看作刘安节在此问题上的理解。在第8条有关忠恕的讨论上，程颐再次提出“忠恕只是体用”，“然恕不可独用，须得忠以为体”，突出反映了理学体用观的思维方式。
在刘安节所编的《伊川语录》中，特别将有关仁的7条语录放在卷首，显然反映了刘安节对于二程之学的关心所在，即对于仁学问题的重视。陈来指出，两宋之际道学思想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仁学思想的探索，同样，二程以后直至朱熹早年所关心的问题，其重点都在于仁学问题的探讨。刘安节所编的《伊川语录》将有关仁的讨论放在卷首，正反映了这一道学理论动向。
（二）敬以持内
《程氏遗书》卷十八第28条“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被看作程颐学工夫的基本宗旨。“敬”是程颐工夫论的核心概念，卷十八中的第9—15条讨论诚敬等关系，第16—34条讨论进学致知的问题，第35、37条再次提到静敬的关系问题。
在恭敬的关系上，本卷第9条程颐提出：“敬是持己，恭是接人。”“君臣朋友，皆当以敬为主也。”程颐特别强调在处理人伦关系时敬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说，敬是人际交往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如何在接人之时恭敬？程颐强调在平时以敬来涵养。只有平时以诚敬之心涵养，才能在接人待物时以诚敬相接。第11条，程颐指出：“有诸中者，必形诸外。”针对《周易·系辞》的“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程颐认为“直内”与“方外”本身就只是一个工夫，只要能够做到“敬以直内”，那么在有事之时，必然能够以义的原则对待。可见，“敬”是二程修养论的一个基本工夫。
在第35条，程颐提到对于修养工夫而言，“不用静字，只用敬字”。为了有别于禅老思想，静的工夫在理学家那里一直是非常敏感的问题。一方面，理学家肯定静中工夫的作用，如尹焞即曾经提到：“伊川每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另一方面，对于静中工夫容易流于释老之学的危险，理学家亦时刻保持警惕。在此，程颐强调，无事时的敬中涵养，完全可以替代释老静的工夫。而且关键的是，敬之工夫不同于佛教的空，不是空寂的敬，而是要保持孟子所说的“必有事焉”，即敬的涵养应当是以理为指导的涵养。在此意义上，程颐强调“学者莫若且先理会得敬”。对于“敬何以用功”的提问，程颐回答“莫若主一”。在此，一即是理，即时刻做到以理来规范学者的一言一行在第101条有关敬与集义的讨论中，程颐指出：“只知用敬，不知集义，却是都无事也。”至于敬义区别，程颐认为“敬只是持己之道，义便知有是有非”，敬是修己待人的态度，这种态度需要有义的指导。程颐强调敬之工夫不能离开义，即理的原则。敬的涵养不能是凭空的涵养，而是在义理之规范下的涵养。综上可见，敬的工夫突出体现了理学的思想特点，理才是修养工夫的核心。另外，程颐强调敬的工夫与集义养气不能分开，这一点在程颐变化气质的思想中同样有所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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