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对道教十分尊奉。全真派道士丘处机往中亚晋见成吉思汗，宣传教义及为政之道，深得成吉思汗欢悦，给予道教免赋役的特权。自此道教势力大盛。忽必烈时虽曾一度受到排斥，但自此之后直到元末，道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受尊奉。元代道观祠庙建造很多，元大都的东岳庙、河北曲阳北岳庙德宁殿和山西洪洞水神庙都是元代著名道教建筑。其中位于山西省永济县的永乐宫就是元代道教建筑中的典型代表。
永乐宫是元代道教全真教的三大宫观之一，原位于黄河边的永乐镇。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就在这里出生，山川非常秀丽。永乐宫的建造前后共用了110年的时间，从定宗二年（1247）修建大纯阳万寿宫，后来改称永乐宫，然后逐步建成各主体殿堂，到至正十八年（1358）完成各殿中的壁画为止，差不多经历了整个元代。
永乐宫中的三清殿建筑最为宏伟壮丽，殿中奉祀三清神像，画阔七间，进深四间，长28.44米，宽15.28米，殿中四壁绘制着巨型壁画“朝元图”。殿中为扩大空间采用了减柱法建造，仅后部设有八根金柱，其余均省去不用。用黄蓝琉璃制作的层脊上两只高达三米的龙吻，造型生动，非常引人注目。无极门又称龙虎殿，原为永乐宫的宫门，后部明间台阶退入台基内呈纳陛形制，造型非常罕见。纯阳殿又名混成殿，内有吕洞宾像，故又称吕祖殿。最后是纪念全真教祖师王重阳和他的弟子的重阳殿，也称为七真殿。纯阳殿和重阳殿壁面均分别绘制吕纯阳、王重阳的生平故事的壁画。
永乐宫建筑规模十分浩大，原来在永乐宫周围还建有许多祠庙，但现在只剩下了永乐宫一处。永乐宫沿中轴线依次布置官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殿、重阳殿五座殿堂，除宫门是经清代改建外，其余四座殿堂均保持着元代时的建筑风貌，组成了一组雄伟、浩大的道教建筑群。
永乐官的四座元代建筑在建筑上和艺术上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一是它在总体布局上突破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廊院式结构，在同一条轴线上布置殿堂，使空间关系主次分明。其二是它采用了减柱法等一系列革新手法，扩大了建筑空间，对明清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三是它的殿中保存了大量元代彩画，彩画的构图和色彩运用均有许多创新。四是各殿中共有960多平方米的巨幅壁画，题材多样，色彩绚丽，在建筑史、绘画史中都极为罕见。尤其是三清殿中的“朝元图”壁画，泰定二年（1325）由马君祥等人绘制而成，描绘了诸神朝拜元始天尊的故事，以八个帝后像为中心，周围有金童、玉女、星宿、力士等共286尊，场面开阔，气势恢弘。这些壁画都成为我国古代壁画中的经典佳作。
中都城发扬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建筑结构和形式承袭宋代旧制，但在砖石结构、材料和装饰方面有所创新；又采用了许多兄弟民族的建筑造型，并创造了完全新的式样。在宫廷布局方面进一步发展了“千步廊”。城市恢复了宋以前的坊里封闭制度。城东西两面相当于今北京旧城东西城墙，南抵今东西长安街，北抵今德胜、安定门外土城旧址。都城规模宏大，宫殿壮丽，为当时世界少有的大城。《马可·波罗游记》描绘当时北京的景象是“城中有壮丽宫殿，复有美丽官邸”，“全城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名家回眸
元代绘画风格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形成了挥洒淋漓的写意风格，这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是一大转变。元文人画的兴起和发展，使传统绘画从侧重客观事象的描摹转向注重主观思想的表现，以情构境、托物言志的创作倾向促进了意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元朝，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元代文人比前代文人有更多的背负，更复杂的情感，也就需要更多的寄托，这使他们能够借助画笔在中国绘画史上涂上浓浓的一笔。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史学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为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元朝文人画家们笔下所造的“境”，不仅将自己和风景相沟通，也将看画的人和风景相沟通，还将画家、风景和观画人三者相沟通。陈衡恪先生解释文人画时说：“不再画里考究艺术上的功夫，必须在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
元代的宗教在元朝这个多民族的帝国里，元朝政府对于宗教信仰采取了宽容政策。无论是什么宗教，只要不影响蒙古人的统治及尊严，就不会受到太大的限制。
元代最盛行的宗教是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忽必烈即位前，受戒于吐蕃高僧八思巴，即位后即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王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藏传佛教高于其他佛教派别的地位由此确定。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制成蒙古新字，忽必烈升其号为帝师。此后遂成定制，元朝皇帝即位，必先受佛戒九次方正大宝。同时，帝师也成为元朝诸帝供奉的最高神职，被尊为皇天之下、万人之上的神圣职位。元朝帝师共十二人，都来自西藏的高僧。其中多半出自八思巴一家，有的年仅十二岁便成为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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