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它给天子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在此前每一次你死我亡的激烈党争背后，都曾经站着宦官的身影。
所以，宣宗绝不会让这一幕在他面前重演。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诸多宰相之中，令狐绹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从大中四年（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为相宣宗一朝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放弃了相权。
也就是说，他人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把宰相应有的权力都拱手让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绹别无他法。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这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所以他总是会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天子做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令狐绹有一次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让他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了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还是浸透了他的裘衣。令狐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849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萧、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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