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楚威凤三年八月初，西越世家中有三姓自募兵勇，意图抵抗“填昌州令”。垂拱司获悉这三姓隐匿了越乡侯血脉，且图谋暗杀越乡侯，楚帝大怒，留守西越的楚军奉命清查世家，寻得越乡侯之子，“护送”此子入楚与父团聚。谋逆罪为首的三姓世家共处斩十人，西越世家盘根错节，楚军以清查三家为名，牵连的不下二十家。为免民怨，被牵连的世家都免死，举家迁往昌州。至此，西越几代下来盘踞建兴的世家日渐凋零，再难成气候。
被征辟入朝的李壑被萧尚醴授以六卿中“宗伯”之位，掌管礼仪祭祀之事。两个月后上书，言说越王臣服入楚，楚帝建下先辈未有之功勋。可见楚帝得天命，楚国才是周室沦丧后的正统所在。楚国如今的礼法介于诸侯与昔日的周天子之间，不伦不类，理应改制。
萧尚醴应允。于是正式改诸侯的垂白**九旒冕为天子的十二旒冕，改诸侯的九章图纹冕服为十二章。以往诸侯穿冕服朝见天子，不可佩剑，所以诸侯冕服不是不佩剑就是只佩白玉刻成的剑装饰，改制之后，楚帝冕服配饰天子剑、双白玉佩、绶带，除纹样与昔日周天子不同，其余一应等同。
这一年重九祭祀之时，却出了些微误差。才刚刚改制，内侍将陛下应当佩的天子剑丝带弄混成之前诸侯的白玉剑丝带。李壑上书指出配饰有误，楚帝新征辟的他的弟子，掌管刑罚的司寇也上书，直言内侍有罪，天子同样有罪。内侍罪在弄混配饰，天子罪在不能察觉内侍有错。
朝野哗然，从古至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只有一个实例，何来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子”与“天子”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王子连太子都不是——即使是太子，也是天子有权废立的。法是天子的法，若无天子，法就只是一纸空文。从天子处得到权力的法怎么能反过来惩戒天子？
高锷虽看不透那位陛下的盘算，却知道以那位陛下心思之细之深，这位陛下年纪虽少，君心细如发丝，又深如每根发丝上都恨不得再长出个心眼，这“一时疏忽之罪”一定是他有意犯下，就连李壑与他的弟子敢上书言罪，也必定是那位陛下授意。吕洪的下场令他同觉不安，仿佛……吕家之后下一个倾覆的就是他高家！在称病故作老态，另谋出路之余，他明面上收敛许多。
如今在这“天子有罪”的争议里，看上去是萧尚醴自讨苦吃，但高锷隐隐察觉不妙，他以丞相之尊，老臣之身，颤颤巍巍出列跪拜，做出维护天子威严的姿态，嘶声道：“身为臣下，敢议天子罪，是为大不敬，依律当斩！若此次陛下一念之仁，包容他们，臣恐怕来日他们会引用律法威逼天子，以‘陪臣执国命’，届时社稷颠覆，国将不国！”
群臣附议顿时此起彼伏，纷纷请萧尚醴斩杀此二人。萧尚醴目光扫过，又是满朝寂静，只听天子缓缓说：“‘陪臣执国命’？”他的声音低柔，却一字字响在殿宇里，道：“丞相所引用之言，寡人记得可无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
此言意为：天下有道太平之时，朝政实权在天子手中；天下无道时，权柄下移给各方诸侯。政从诸侯出，国家可以传承十代；政从重臣出，国家或许可以传承五代；政从陪臣出，国家仅可能传承三代。
高锷忽然之间冷汗淌下，他意在指旁人是“陪臣”，却忘记了他自己也是陪臣。萧尚醴柔声道：“还请丞相代寡人分辨，大楚政从谁出，丞相执国命，又可保几世不失？”
高锷不敢接“丞相执国命”那一问，只道：“大楚……朝政自是从陛下出。”
却听天子道：“好！”那一声如切金碎玉，掷地有声。萧尚醴环视群臣，道：“政既由寡人出，诸卿待寡人决断就是。”
朝臣不敢再争，三日后，天子下罪己诏。萧尚醴当朝道：“‘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国若覆灭，是国君之罪；国若兴盛，是国君有德。一国兴衰，系在国君一身。所以国君应当规行矩步，谨言慎行，防微杜渐，为万民表率，不可有一丝差错。此番佩饰之误，是内侍之罪，也是他不明不察。若他在处理朝政时也这般不明不察，势必为大楚子民带来灾祸。
他在祭祀之时的失误应按不敬处置，判处徒刑一年。依楚律可以赎金代罪，不可动用国库财物，而是开启私库，取铜二十斤抵罪，此外又取赎金为内侍赎命。
改礼服制度以“天子犯法，亦可论罪”作结，半月后，又大改祭祀。所谓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征战是国家的根本大事。
李壑上书请求改祭祀，楚帝降旨，在祭祀大礼中加入农桑礼。农礼指昔日周天子每年主祭的亲耕礼，桑礼指周王后主祭的亲蚕礼。楚国本为诸侯国，祭祀农桑是天子与王后的职责，诸侯和命妇只是陪祭而已，所以楚国如其他诸侯国一般将祭祀宗庙放在祭祀大礼的第一位。李壑受命改祭祀大礼，修改后，竟将农桑礼列为祭祀大礼第一，祭宗庙反倒成为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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