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部分，黄宗羲将藏书的境界提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一个藏书者不仅要好书，有能力藏书，还要能读，继而能为文章。而将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的，古往今来并不多见，大多数藏书者不过是附庸风雅，将藏书视为向他人炫耀的一种资本而已。
而今来多被称颂的博学之士，如陈耀文、李华龙、胡应麟等，藏书甚富，学问、文章、功业都不错，但仍有人嘲笑他们的学问和文章空疏无用，甚至连王世贞、钱牧斋这样的大学问家，世人也是毁誉参半。三百年来能够免于非议的，恐怕只有宋濂和唐顺之二人了。这二人不仅好藏书，而且为文皆合于道，而非空泛时文；在气节和功业上也为一时俊杰，文能治国、武能安邦，为世人敬仰。藏书至如此境界，可谓极致矣。杨慎、黄道周虽不及前者，但能继往圣之绝学，在众多英雄豪杰之中也算是出类拔萃。
在确立标准，做好铺垫之后，黄宗羲开始称颂传是楼主徐乾学的藏书之功。他说：
丧乱之后，藏书之家多不能守，异日之尘封未触，数百年之沉于瑶台年箧者，一时俱出。于是南北大家之藏书，尽归先生。先生之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随其所至，莫不网罗坠简，搜抉缇帙，而先生为之海若，作楼藏之，名曰传是。昔人称藏书之盛者，谓与天府相埒，则无以加矣。明室旧书，尽于贼焰。新朝开创，天府之藏未备。朝章典故，制度文为，历代因革，皆于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书，非但藏于家也。先生内备顾问，外奖风流，虽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丘、八索，子产之实沈、台骀，方之昔人，岂繄多让？其精勤如此。当贞元会合之气，文统必有所归，先生施于名命为雅诰，刻于金石无愧辞。风声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门墙，一经盼睐，皆合宫悬，其为文也弘也。然则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谁与？
这里，黄宗羲在强调乱世藏书之难后，对徐乾学的藏书活动大家赞扬，认为其藏书规模之巨，甚至可以与天府相提并论；其藏书不仅为一己之用，也为国家所用。徐乾学不仅学问、功业做得好，还孜孜不倦焚膏勤读，结果不仅自己学问文章做得好，还吸引了大批高雅俊杰前来读书，可谓功德无量。由此，他认为徐乾学是继宋濂、唐顺之等之后将藏书、读书、文章三者兼顾并推至极致的又一人。
接着，黄宗羲借评价徐乾学之学问文章，表达自己对学问文章的看法，及对传是楼的期许。他说：
自科举之学盛，世不复知有书矣。六经子史，亦以为冬华之桃李，不适于用。先儒谓传注之学兴，蔓词衍说，为经之害，愈降愈下。传注再变而为时文，数百年亿万之人心思耳目，俱用于揣摩剿袭之中，空华臭腐，人才阘茸。至于细民，亦皆转相模锓，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栋，而先王之大经大法，兵、农、礼、乐，下至九流六艺，切于民生日用者，荡为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悦学以致之也。数穷必复，时文之力，会有尽时，先生主持文运，当必有以处此。人将指此楼也，与白鹿争高矣。
黄宗羲明确指出，科举之兴导致人们读书的功利性增强，只读那些对科举有用之书，都为了科举做一些空疏无用之文，结果真正的好书却不读了，如此下去，“世不复知有书矣”。六经子史等传道经世之书，也被认为不符合科举潮流而抛弃了。先贤之大经大法，兵、农、礼、乐，以至九流六艺，合乎道而切于民生日用者，都被视作荒烟野草。一切合于道之学问、技艺都被束之高阁，追逐功利之科举时文大兴。上述种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统治者不喜欢真正的读书人而导致的。因此黄宗羲认为，需要一个能继承道统而又有功业的人来重新整顿文风，主持文运，使学问文章一反当前谬途，重归大道，如果传是楼能够担负起传千年之道统实学之大任，则将会和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统领一代学风、继承圣学道统之楷模而名垂千古。
三
综合这两篇藏书记，我们可以将黄宗羲的藏书思想概括如下：
1.藏书难。首先是满足藏书的两个基本条件，即好读书且有能力藏书已难；其次，藏书还要历经种种天灾人祸的考验，使之存留长远，则更是难上加难，后继无人、后代乏力均导致藏书之业无以为继。
2.书籍所承载的是文化和道统，是治国安邦的主要媒介，天灾人祸对藏书的破坏，不是造物者对书籍的蔑视和鄙弃，而是一种嫉妒。因此，藏书者需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保护书籍。这就凸显了书籍之珍贵和藏书者的功业之伟。
3.藏书的最高境界是藏书、读书、文章三者并兼，藏书者如果兼具这三者，并将之推至极致境地，那么藏书楼就不仅仅是藏书之所，而是保存圣学、引领时代风气之地，藏书之业事关国治民安。
黄宗羲的藏书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体现。黄宗羲向来强调理气合一、道器合一、道德与事功合一，而文章、功业、九流百家皆是道之具体显现，其皆合于道才各得其所。大而言之，人的所有活动皆应合于道，藏书也是如此。所以藏书也必须是藏载道之书。黄宗羲自己对藏书也是如此要求的，对此全祖望有精辟描述：“太冲先生之书，非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来，学术大坏，谈性命者迂疏无当，穷数学者诡诞不精，言淹雅者贻讥杂丑，攻文词者不谙古今。自先生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之，使学者晓然于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贯。故先生之藏书，先生之学术所寄也。试历观先生之《学案》、《经说》、《史录》、《文海》，睢阳汤文正公以为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良自不诬。末学不知，漫思疵瑕，所谓蚍蜉撼大树者也。古人记藏书者，不过以蓄书不读为戒；而先生之语学者，谓当以书明心，不可玩物丧志，是则藏书之至教也。”可见，黄宗羲合理义、象数、名物而一，合理学、气节、文章而一，使九流百家之返于一贯，由此才产生了其如此高绝之藏书思想，成为“藏书之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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