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甬上杂著》著录了20世纪40年代初宁波宗祠、庙堂上的题名，相当有价值。因为，建筑上的题词有一定的特殊性，它虽常见，但一般人多读不下来，即使读下来也不易记住。它们一般不进入文本。所以，要想在文本中读到这些题词不容易，更不要说将一个城市主要的古建筑上的题词抄录下来，不是有心人是办不到的。《房屋祠堂》载：“浙东古风，聚族而居，族必有祠，宗必有谱。予目之所见甬上各姓宗祠，共百四十所，或在通衢，或在僻巷，或富丽，或简陋，不外地点与建筑二者而已。”如页293—296所录，书院巷赵祠“支分涿郡，派行明州”，义庄巷杨祠“贞廉宦迹，清白家声”，泗州塘戴祠“郯溪旧族，甬水名宗”，鄞西杨祠“南剑家声远，东京世泽长”，泗州塘周祠“岐山得姓渊源远，蛟水分支族望隆”，桂井街林祠“莆田族望鸿词振，甬水家声鹊起高”，迎凤街周祠“甪里高风绵汉代，濂溪支派衍明州”，马衙街秦祠“万石家声流风未艾，千秋祀事与日俱新”，桂井街周祠“肯构肯堂，祖考彝训，告慈靠孝思贻父母令名”，花果园巷张祠“书读二铭甬水犹称传旧学，祀修千载堇江递明禋”，韩魏公家庙“读昌黎原道，法忠献格言”，紫金巷俞祠“祖德千秋远，孙支百世芳”，李忠襄公家庙“砌街望族，唐室宗支”，东效路史祠“系延周太史，恩著汉平台”，吴公祠“里社明虔重新庙貌”，周盛善“河流顺轨永赖神功”。仔细品味这些题词，是十分有意思的事。
其二，《明州街巷古迹考》详细考订了民国期间的宁波城内街巷地名，是了解老宁波城市街巷格局的第一手资料。“予暇时，涉足通衢深巷，探讨溪径，访寻古迹，两载以还，绘成城区、江东、江北三处地图，名曰《甬上街巷图谱》，以补县志地图缺略。并将街巷列纲目，详载古迹祠庙以及河渠桥梁，考证志乘，巨细无遗。”值得关注的是，他在详尽的实地调查中，补充了一些新的材料，纠正了一些误传。如对日湖原址的考证，“今梅园庙与义庄庙，在湖之左右，洞天桥跨湖中央，完成日字形象，毫无疑义。而鄞县新志指采莲桥之竞渡湖为日湖，误矣”。《明州街巷古迹考》是一种独立的建构模式。地方志虽有石碑、古迹之类介绍，但往往是罗列式的，空间方位概念并不太清楚。《明州街巷古迹考》的意义在于按照街巷道路为单位来建构与叙述，按街巷地理位置来排比相关的古迹，一目了然。以这种人文地理模式来介绍宁波城厢面貌，这是第一部。如此详尽的古迹考，并不多见。附录《地名新旧》、《旧地名备考》。此书当工具书来查，可与1936年《鄞县城厢图》比对来看，从而了解民国时代的宁波街巷面貌。《地名雷同》则归纳了13个重复出现的地名。
其三，记录了1941—1943年间宁波、平湖的时事，是研究这段时间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如：
日本没收英美资产。“三十年冬，日美失和，日本接收英美在华财产，侨沪欧人多数回国，汽车式微，改坐人力车，亦遭侮辱。三十一年二月，所有英美在甬创办之教堂与学校，迫令脱离，接收改组。”这条材料透露出太平洋战争以后，日本没收英美在华财产，改组教堂、学校隶属关系。
抓捕学生抗日之事。“三十一年夏，逮捕中学生数人，生死不明。”
上海、宁波米价的变化。“事变之后，米价尚未昂贵，每石仅十余元，虽然风鹤频闻，收获并不改少。大抵货物贵在流通，不分畛域，有余不足，自然平均。浙东非产米之地，廿九年分秋，宁波地方虽有粟、荞麦之类，预算粮食不济，劝谕民间食粥，每人平米，限籴五合。是年冬，贬米，商人由泖湖（上海松江）运至白沙湾，渡海，抵余姚庵东。三十年春，米价已达二百元。”抗日战争，导致上海、宁波米价飞涨。“三十一年六月，飓风为灾，早稻受损，秋后亢旱，阡陌龟裂，晚禾歉收，新谷出产，每百斤值新钞一百五十元。三十年，谷价每百斤值钞三十八元，谷二百斤，碾米一石。黄豆尤贵，恒在六百元、七百元以上。是年冬，米谷不许流通，邻县携带米三斗，谷六十斤为限。游击队从中拦阻，业主到乡取租，情形困难。”天灾人祸，复加剧粮食价格。“上海米价最高，值新钞八百元，足可惊人，以致影响商业，疏散人口。平民粜米，鱼贯鹄立，虽雨势潺潺，无可奈何。或自朝至午，始得负米而返，竟有拥挤争扎，曾被巡捕枪毙。谚云‘天下无如吃饭难’，至此益信。”战争导致百姓生活困难。
涉及币制改革后果。“廿九年十一月，伪组织成立，续发中央钞票，以致货物渐昂，弃火车、汽车，用日本钞，最高市价，日钞一元兑法币十三元。三十一年春，续发中央储备钞，捐税邮汇，概用储备钞。宁波在五月，商市统用储备钞，所有法币强制掉换中央、中国、交通五折，其余杂钞四二折，市上储备钞充斥，法币绝迹，从此食用皆昂。盖一元法币掉换五角，普通计算，仅值五厘，旧辅币券，虽然不必掉换，五角不能购一物，何况一分五分之券，自然消灭也。”这是货币改革，使用“储备钞”，导致物价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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