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全祖望指出，黄宗羲之父黄尊素（1584—1626，谥号忠端）嘱咐宗羲读史，从明史到“二十一史”，再回归于经；又从经史之学而旁求九流百家，这是黄宗羲早年为学的基本脉络。同时指出黄宗羲的成就与其酷爱读书、抄书、藏书有关，故在碑文后说他“晚年益好聚书，所钞自鄞之天一阁范氏，歙之丛桂堂郑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后则吴之传是楼徐氏”。全祖望还说：
蕺山之学专言心性，而漳浦黄忠烈公兼及象数。当是时拟之程、邵两家。公曰：“是开物成务之学也。”乃出其所穷律历诸家相疏证，亦多不谋而合。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经学则何太仆天玉，史学则钱侍郎谦益，莫不倾筐倒庋而返。因建续抄堂于南雷，思承东发之绪。阁学文文肃公尝见公行卷，曰：“是当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种子也。”
黄宗羲师事刘宗周（1578—1645，学者称蕺山先生，谥号忠介）一事，全祖望在此碑文中有三次提及，但都未讲所受影响如何，只是说“蕺山之学专言心性”。而当时，黄宗羲对“开物成务”的黄道周（1585—1646，谥号忠烈）的象数之学更有兴趣。全祖望同时指出，黄宗羲在经学与史学方面得到了宿老的赞誉。可见，全祖望更为看重的还是黄宗羲的经史之学，故细细道出其学术原本。他还指出黄宗羲的学术综合了诸家之长：
公以濂、洛之统，综合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林所未有也。
全祖望认为黄宗羲的学术根基在于周敦颐（1017—1073，学者称濂溪先生）与二程（程颢，1032—1085，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的洛学，并以此来综合张载（1020—1077，字子厚，学者称横渠先生）、邵雍（1011—1077，谥号康节）、吕祖谦（1137—1181，学者称东莱先生）、薛季宣（1134—1173，号艮斋）、陈傅良（1137—1203，号止斋）、叶适（1150—1223，学者称水心先生）诸家，理学、数学、文献、经制、文章兼而通之，为“自来儒林所未有”，评价极高。其中特别提到吕祖谦等四位南宋浙东学者，可见全祖望对黄宗羲传承浙东学派这一问题的重视。不过，碑文中没有提及朱熹（1130—1200）、王阳明（1472—1529），这似乎与不怎么提及刘宗周之影响一样，都是有意回避的一个问题。
第二，概括黄宗羲的学术宗旨。讲学活动是黄宗羲学术经历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全祖望在碑文中记述了黄宗羲“复举证人书院之会于越中，以申蕺山之绪”，以及在宁波、海宁等地的讲学活动，然后指出黄宗羲讲学的宗旨。他说：
公谓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故受业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故兼令读史。又谓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之流弊。
即黄宗羲讲学有两条要旨，一是“经术”与“史籍”并重，一是“读书多”与“求之心”并重。黄宗羲是文章大家，所以全祖望还特意指出了黄宗羲的文论：
公之论文，以为唐以前句短，唐以后句长；唐以前字华，唐以后字质；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后如平原旷野。故自唐以后，为一大变，然而文之美恶不与焉，其所变者词而已，其所不可变者，虽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扫尽近人规模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爱谢皋羽之文，以其所处之地同也。
黄宗羲指出唐以前、以后文章的异同，十分精辟。确实，唐宋之间是文章风格变化的转型时期，也是中国的制度、文化的转型时期，黄宗羲、全祖望其实都已经察觉到了。全祖望还指出黄宗羲晚年偏好南宋遗民谢翱（1249—1295，字皋羽）的文章，这是因为同为遗民而心心相印。此外，全祖望也提及黄宗羲反对“异端之学”，黄宗羲之弟黄宗会晚年好佛，“公为之反复言其不可。盖公于异端之学，虽其有托而逃者，犹不肯少宽焉”。
第三，评述黄宗羲学术著述。碑文中首言“有《明儒学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然后分经术、史学、历学、文集、杂著、地理等类介绍黄氏著作。关于经术类，全祖望说：
经术则《易学象数论》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图说》之非，而遍及诸家，以其依附于《易》似是而非者为《内编》，以其显背于《易》而拟作者为《外编》。《授书随笔》一卷，则淮安阎征君若璩问《尚书》而告之者。《春秋日食历》一卷，辨卫朴所言之谬。《律吕新义》二卷，公少时尝取余杭竹管肉好停匀者，断之为十二律与四清声试之，因广其说者也。又以蕺山有《论语》、《大学》、《中庸》诸解，独少《孟子》，乃疏为《孟子师说》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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