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令人不解的是，黄震在咸淳四年（1268）任史馆检阅时为杜范、真德秀、洪咨夔、袁甫、徐元杰、李心传六人所撰写的本传初稿中，对真德秀的评价却很高，言其“讲正学，有实行，至今学者师尊之”。可是到此时评价却大变，这中间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恐怕有两个方面：一是黄震本人虽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理学之士，但也是一位精明、干练、践履躬行的官员，他瞧不起那些夸夸其谈者。在咸淳前期，由于舆论所向和当时的社会氛围，他难免会对真德秀做出过誉之论。二是南宋的灭亡，使黄震深刻地认识到理学官员们空谈义理性命、不务实事给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祸害。（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谓：“尝闻吴兴老儒沈仲固先生云：‘道学之名起于元祐，盛于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而士子场屋之文，必须引用以为文，则可以擢巍科，为名士。否则立身如温国，文章气节如坡仙，亦非本色也。于是天下竞趋之，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其气焰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则言行了不相顾，卒皆不近人情之事，异时必将为国家莫大之祸，恐不在典午清谈之下也。”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69页。）因此，他在痛定思痛以后，对清谈误国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才改变了对真德秀等人的评价。这也为我们分析南宋灭亡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和启发。有人根据《逸编》上述所载，认为：“世俗谓宋儒空谈义理，尝讳言和，岂所论于东发哉？”这种怀疑，恐怕有一定道理。
第三，对正确认识贾似道其人，有一定参考价值。
权臣贾似道在理、度两朝擅权十六年，权势显赫，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用人上，都犯下了严重罪行，对南宋的灭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逸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予以揭露。但是，其中并没有提及所谓推行“公田法”、“打算法”、“推排法”所造成的危害，也没有提及贾似道的糜烂生活和僭越行为。可是，在《宋史·贾似道传》中，特别是在一些笔记小说中，贾似道则完全被妖魔化，如言南宋灭亡是因为推行“公田法”、“打算法”、“推排法”之故，生活之糜烂更是惊人，谓其：
日坐葛岭，起楼阁亭榭，取宫人娼尼有美色者为妾，日淫乐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纵博，人无敢窥其第者。其妾有兄来，立府门，若将入者，似道见之，缚投火中。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所狎客入，戏之曰：“此军国重事邪？”酷嗜宝玩，建多宝阁，日一登玩。闻余玠有玉带，求之，已殉葬矣，发其冢取之。人有物，求不予，辄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
又载：某日，贾似道一姬倚楼望见两个少年男子，说了一声：“美哉，二少年！”贾似道便对她说，如果你愿意嫁给他们，就让他们来聘你。那姬笑而不答。稍后，贾似道召集诸姬说，刚才已收到两少年的聘礼，大家打开一看，原来是那位赞美少年之姬的头颅。更有甚者，度宗一次说起襄阳被围已经三年，贾似道问他：蒙古兵已经退走，陛下因何得知？度宗说是从一个宫女那里听到，贾似道便借故将那宫女赐死，“自是边事并无敢言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全面考察南宋末年到元朝初年的历史记载，以上言贾似道的罪行，有些无证，有些则多有不实。元初学者周密言：“身陨之后，众恶归焉，然其间是非，亦未尽然。”他在这里虽然指的是韩侂胄，但对贾似道来说似可类推。历史是一门求真、求实的科学，黄震《逸编》中的记载，为我们全面了解及评价贾似道其人提供了第一手史料，实属难能可贵。
当然，黄震生活在那个时代，他对南宋历史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就以南宋灭亡的原因论，他作为一个亡国的士大夫，只能就事论事地说一些具体原因，不可能从封制度的弊端上高屋建瓴地进行深入剖析，以探究其中的深层次原因，故难免会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毛病。黄震对南宋人物的评价，也有此种问题，这是人们在运用《逸编》研究南宋历史时，必须加以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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