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言论、丰采、文行、声绩独重嘉定，宝、绍间，佥谓用则即日可太平。端平亲政，趣召至朝，正当时道升降安危之机，略无一语及之，乃阿时相郑清之，饰其轻举败事，谓为和、扁代庸医受责。又以清之开边地，建议御关，卒以府库不足犒赏，事不可行。殿前诸军质贷备衣装，无以偿，故哄，延及州郡兵皆哄，自是军政不复立。公知贡举事，复喧骂出院。除政府，未及拜，以疾终。
在这里，黄震已将真德秀说成是一个好发议论的空头政治家，他“阿时相郑清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毫无建树，甚至在端平二年（1235）知贡举时，也是被“喧骂出院”。其事功能力，可想而知。黄震对真德秀的前后评价之不同，竟判若云泥。
这里附带说一下，《逸编》一开头，黄震对年轻时“学于吕祖谦之门”、“居官无所不言”，被称为南宋理学名相的乔行简，也有含蓄的批评：
行简得政，分边防委李鸣复，分财用委余天锡，人犹惑焉。嘉熙三年，行简请老，优以平章事……
《逸编》在议论了崔与之和真德秀两人事迹之后，记述了曾经出任过监察御史的唐璘、王万、洪咨夔三人的事迹。理宗一朝四十年，中高级官员以千人计，台谏官也不下数十人，为什么黄震要独独记载这三人呢？原来在黄震眼中，他们都是直言极谏之臣，且气节凛然，不屈服于权臣，因此有必要对他们加以表彰。随后，黄震对任用台谏的利弊做了一番精辟的论述，他说：
然台谏为天子斥逐权奸，使不得害于而国，固专任台谏之力也。台谏为权臣用，空其善类，使天子孤立而国以危，亦专任台谏之弊也。台与谏为虚位，君子居之，国之福；小入居之，国之祸。小人十常八九，君子十无一二，二者之分，在为天子用及为权臣用耳。故天子以亲擢台谏为贤，宰相以不私荐台谏为贤，台谏以不阿私宰相为贤。
黄震非常强调台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这里所言之“天子”，实为“国家”的代名词，意为台谏作用重大：若为国家用，则国之福；若为权臣用，则国之祸。这是他从千百年历史中所得出的结论，也是他从政数十年来的经验之谈。
第二大部分是度宗朝的历史。
这部分内容比前一部分更加简略，全文不足一千六百字。从中可以看出，黄震写到度宗一朝历史时，已是精力不济，时日无多，所以只能择要做些记述。主要内容是揭露贾似道的发迹、擅权、骄肆、忮刻、腐败和重用吕氏军事集团，从而造成人心离散、军政败坏，致襄阳失守，南宋灭亡的简要经过。
三、《古今纪要逸编》的史料价值
《古今纪要逸编》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史料价值却很高，其史料特点有二：一是当南宋末年，国史、实录、会要全无，士大夫已无意撰写笔记、小说的情况下，是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二是《逸编》乃本朝人记述本朝事，许多内容都是作者耳闻目睹，甚至亲身经历的，故可信程度很高。
具体说来，其史料价值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后人提供了南宋后期灭亡原因中的某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黄震在论述“致变之略”和“致寇之略”的原因中，对以丁大全、贾似道为代表的宰相擅权、腐败，有着深刻的揭露。如在以前，我们仅从《宋史·丁大全传》中知道，开庆元年（1259）九月，忽必烈率领的蒙古军之所以能迅速渡过长江，包围鄂州（湖北武昌），乃前线将领袁玠对渔民的残酷榨取所致：“初大全以袁玠为九江制置副使，玠贪且刻，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土豪怒，尽以渔舟济北来之兵。”却不知作为丞相的丁大全应负怎样的责任。现从《逸编》的记载中得知，原来丁大全“取货袁玠”，袁玠成为“债帅”后，便“取货百姓以偿帅债”。说明丁大全不仅所用非人，而且贪得无厌。
以前，人们只知道“端平入洛”之师的失败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但不知道南宋军队收复三京是否有理的问题。现据《逸编》所载“夫以我之积弱如此，鞑靼之方强如彼；我因人之力如此，鞑靼称功于我如彼。使善与交，尚虑后难，（郑）清之反背约，乘虚欲袭取其无人之地，以夸恢复”可知，“端平入洛”屈在南宋，乃南宋的不自量力和“背约”所致。“端平入洛”之师失败所造成的后果，远较一般史籍所载为严重：“遂致赵范、赵葵、全子才三帅凡三十万尽歼，江南百余年兵粮积聚，辇载之北尽空，京、襄、四川沿边百郡尽失。”
第二，对理、度两朝人物的评述，有其独到之处，实寄托了他对自南宋中后期起理学家们清谈误国的不满，足以发人深省。
在元军入临安前夕，黄震已回乡隐居，他不可能获知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与元军英勇战斗、可歌可泣的情况，因此无从对这些人做出评价。除此以外，黄震对每一位丞相和主要大臣都做了简要的论述，其中评价最高的是非道学之臣的崔与之和杜范两人，而对被一般理学家奉为楷模的理学之臣真德秀和乔行简等人，评价都不高，已一如前述。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