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心目中的道统谱系，与其他道学家所构筑的统纪相抗衡，其意义不言而喻。那么，叶适建构道统的基石在何处呢？即在于作者所拈出的“常心”。尧、舜、禹、皋陶最具常心，所以站在了统纪的最前沿。“常心”既然如此重要，它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在《进卷》中，作者进行了详细阐释：
天有常道，地有常事，人有常心。何谓常心？父母之于子也，无不用其情，言不意索而传，事不逆虑而知，竭力而不为赐，有不以语其人者，必以告其子，此之谓常心。其于人也不然，以外之不常丧其所常矣。夫天地之常而人得之，其物也，不后而将，不先而迎，喜怒哀乐称事之当然而不为过，见之者疑乎拙，其于应物也无穷。圣人得是心也，奉而行之，用其厚，去其薄，用其朴，去其巧，用其不知，去其知。庙堂之谋，其于野人，必忠告而求同焉，天地不能违，鬼神不能间，复合而为一。是故哀矜恻怛，保惠刑杀，以救其民而复于常。
可见叶适所谓“常心”，即人心之常，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受到利益纠缠时所自然产生的那种本真情感，是“利害生死不胶于中”时的自发心境。这种阐释，就把道学家所神秘化的道心重新打落到凡尘。“舜之知天，不过以器求之耳，日月五星齐，则天道合矣。其微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人心至可见，执中至易知，至易行。”叶适认为人心、道心是极易可见、可知可行的，而道学家则声称人心与道心是难以捉摸的。对人心与道心的神秘化，在叶适看来，其弊端是极其突出的，一方面使君主望而却步，失去了追逐道心的动力，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不愿抛弃这面旗帜，因而使用各种手段来掩饰装扮自己，使整个社会都走向表演化。
叶适在《进卷》中对于《诗经》的描述，虽然被黄震斥为老生常谈，但“凡是老生常谈，其间总隐藏着人们共同关心的话题”。叶适在这里主要阐述了《诗经》的教化功能，认为周朝的盛世在其中得以充分展示，而其衰微也历历在目。“宽闲平易之时，必习而为怨怼无聊之言；庄诚恭敬之意，必变而为悔笑戏狎之情。此《诗》之失也。”当诗歌主要抒发负面的情感时，它的教化功能就丧失了，而这意味着衰世的来临。这些观点确实是对《诗序》的阐发而已，不过，叶适大力肯定《诗序》却隐藏着极强的针对性。北宋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否定《诗序》的意义，朱熹甚至以为《诗序》是后儒的妄意揣测，叶适殊不为然，宣扬“《大序》所分发明，既为决定之词，学者据依”，这虽然不免抹杀了《诗经》的文学意味，却和他一贯重视经籍的教化功能的思想是一致的，即“读者诚思其教存而性明，性明而《诗》复，则庶几得之”。在本质上，他还是把《诗经》作为专论来对待，认定其间存在着一个严密的体系（《习学记言序目》卷六《毛诗·诗序》：“作《诗》者必有所指，故集《诗》者必有所系；无所系，无以为《诗》也。其余随文发明，或记本事，或释《诗》意，皆在秦汉之前，虽浅深不能尽当，读《诗》者以其时考之，以其义断之，惟是之从可也。专溺旧文，因而推衍，固不能得《诗》意；欲尽去本序，自为之说，失《诗》意多矣。”第61页。）。
《诗》亡而后《春秋》作，叶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解读它们的。对于《诗经》，他关注的是其教化功能，所谓“夫古之为《诗》，也，求以治之”；对于《春秋》，叶适依然看重的是它的干预功能，“故夫《春秋》之所为作者，所以治夫仁义、礼乐、是非、赏罚之所不能治者也”。如何实现《春秋》这个补丁的功能呢？那就要情、势、理三者结合，“察其情，因其势，断之以理，而《春秋》之义始可得而言矣”。但《春秋》的意义，终究是一种补充而不是主导，后世的误解看似凸显了它的意义，实则削弱了它的价值。“无仁义、礼乐，无是非，无赏罚，以区区之书禁天下之恶而归之于善，圣人之用法已严矣。而学者又以言求之，则人情之所不能堪，其弊必至于尽弃其书，而天下大乱而不可救，此则学为《春秋》者之过也。”
在叶适眼中，对五经最大的误读莫过于《周礼》，而造成最严重后果的也莫过于此。《周礼》一书，是对周朝制度的描述，囊括了建国、设官、井田、兵法、兴利、防患、器械、工巧等诸多方面，但这些制度是有针对性的，它曾经所拥有的现实有效性并不能证明它的永恒性。而“儒者莫不为欣然自喜，以为可以必行而无疑矣。虽然，使先王之治所以必不行，而后世 闻寡见之君，因遂以经为不可尽信者，其必自是书始矣”。正以为一帮儒士泥古不化，把《周礼》当作模板生搬硬套，结果导致人们对经籍失去了基本的信任。世易时移，当年周公建立周朝时所面临的社会条件，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周公复生，面对今日的现实，也会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新的手段。这不是为《周礼》失去它的时效性而难以同其他典籍并列而解嘲，而是叶适所认可的对待经籍的正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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