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刚在对北宋贤良进卷进行考察之后，提出贤良进卷的严肃性与严密性是其他文体难以企及的。“宋代笔记的繁荣，诗话的涌现，语录的流行，文集的大量编撰，皆是士大夫文化兴起的结果，特别是笔记和诗话，以随意性和无体系性为其显著特征，反映了士大夫在写作方式上的某种爱好。这样的写作习惯经常被认作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但贤良进卷的撰写却纯然与此异趣，它要求体大思精，强调规矩，重视结构，崇尚自成一家的学说，同时又针对现实。这是士大夫写作传统中不可忽视的严肃一面，受过此种训练的人不会丧失这种著述的能力。”这种严肃性与严密性，在南宋进卷中的体现则更为显著。苏轼、苏辙、秦观等人的进论，多为人物论与历代论。李清臣的二十五篇进论中，《易》、《春秋》、《礼》、《诗》等经论十篇，史论两篇，子论两篇，历代论十篇，分布也极不均衡。但叶适的二十五篇《进卷》，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与学术研究诸多方面，其间虽不乏历史人物专论，如傅说、崔寔、诸葛亮、苏绰、王通等人的集中评述，不过其分量已经大大削弱，而居于整个《进卷》末尾部分的编排体例也进一步说明了它们的存在或许只是一种惯例的延续。向来以精通史学著称的永嘉巨子，在展示其才华的重大场合却在这一领域一晃而过，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进论”性质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遵循新的体例。当然，叶适思想中的包容与整合倾向，对于《进卷》内容的开放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的目光不再如北宋前贤那样仅仅专注于纯学术性问题的探讨。这二十五篇文章所论述的内容如此之广泛与重大，使我们几乎可以在其间寻觅到后期叶适所有重要理论的因子。虽然成熟之后的叶适，思想史方面的影响更大，更具有原创性而能给予我们更多的启示，但思想家成长的历程所展示出来的思索痕迹，却能加深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真切感受，何况它们是作为一个严密的体系而存在。在这组《进卷》中，叶适曾先后撰写了《序发》、《总义》、《总述》，每一篇文章都引领着一个新的话题，这说明叶适已经拥有了明确分类意识，尽管这种分类显得不够均衡，但无妨成为我们下面讨论的基石。
或许在当今的学者看来，宋代的科考考试不失为一种相对完善的方式，欧阳修所谓“比于前世最号至公”也没有太多的夸张成分，但对于这一考试制度的不信任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累积，最终逐渐深入人心。当然，蔡襄那种颠覆性的质疑还不至于成为主流，他对文人充斥社会领导阶层的现象表示出了巨大的惊讶：“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这显然不能引起士大夫的共鸣。在这些士大夫眼里，文人在社会上层所占据的位置不是太多而是远远不够。他们所不满的是进入社会上层的方式，即“大率以文词进”。由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历史上那种非常吊诡的现象：作为依靠文辞晋身的最终获利者，反而对这种最能展示他们优势的渠道抨击得最为犀利。这充分说明他们担心会有太多的利益分享者而使自己丧失这一优势，因此对于考试制度的批评并不集中于晋身方式本身，而是往往瞩目于渠道的有效性，即如何将这一文辞与那一文辞区别开来。这使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场屋之文空言无用的讥讽成为主流。“凡时文之学，类以善渔猎戕贼、窜窃模拟、取青媲白、肥肉厚皮为上，真柳子厚所谓以文锦覆陷阱者。”
如何保证将自己的文章与“议论无补于济时，徒事黼藻言词，脍炙人口以追媚时好”的华丽无用之文区别开来呢？这本是叶适在《进卷》中首先面临的问题。但作者荡开一笔，指出上书的价值不取决于言说者，而取决于听闻者。诚然，谁也无法保证每一个上书者都名副其实，每一篇议论都有理有据、有根有柢，但不能因为其间出现的空言而否定所有的上书者。叶适深感忧虑的，是他耗费心血所撰写的文章能不能得到重视。虽然饱含期待，但他清醒地认识到这无疑是一种奢望：“士之深识远见，卓然特出，有志于天地君臣之大义，而务尽其精微以兴起一代帝王之业者，虽以汉、唐有国之长，其间不过数人而已。”即使他能确信自己的文章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但谁又能确保他是历史上那寥若晨星的幸运者呢？历来对于制科的质疑是其无法获得真正的人才，叶适却在《进卷·序发》中大声疾呼，是到了取消这种质疑的时候了。庆历以来，难道没有一两个有志之士提出他们的真知灼见吗？但又谁见到这些建议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呢？而这种来自上层的傲慢态度却是制科无法取得满意效果的原因之所在。“夫朝廷之上，公卿百官所以统天下，而常患于不能知天下之情；四海之广，南北异俗，贤愚异虑，而常患不能通朝廷之意。上下不合，则祸败出于其中而不知。”叶适在《进卷》中开宗明义强调上位者应保持谦逊的态度，这就使他在整个系列文章中占据了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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