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过程中，刽子手并非全无顾忌，他们身上出现了令人吃惊的纪律与道德观念。这些受害者都是些身家显贵的人物，身上有许多价值不菲的物品，然而暴乱者却拒绝占有受害人的钱财和首饰，而是把这些东西都收集起来，放在大厅的会议桌上。
在这些人的所有行为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群体头脑中特有的那种幼稚推理方式。
比如说，在屠杀了一千五百名“民族的敌人”后，有人提议说，那些关着老年人、乞丐和流浪汉的监狱，其实是在养着一些没用的人，只是国家的累赘而已，不如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个人补充说，这些人中还有不少人民的敌人，比如一位名叫德拉卢的寡妇，此人犯有投毒罪，她对坐牢非常愤怒，曾经宣称，如果她能办到的话，她会一把火烧掉巴黎。
在暴乱者看来，既然监狱里关押着这样的人，那么其他囚犯也必定有着同样的想法。这个说法非常令人信服，于是这些囚犯就全都被处死了，其中甚至包括五十名十几岁的儿童——他们被冠以“人民公敌”的罪名，被通通处决掉了。
当一周的工作结束时，这些残忍的杀戮终于停止了，刽子手们认为自己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深信自己为祖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竟然集体向政府请求奖励，其中最热情的人甚至要求为自己授予勋章。
1871年巴黎公社的历史记载，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类似的事实。
在巴黎建立集体公社的构想，来自于大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者巴贝夫，此人要求由集体公社掌握国有财产和被没收的敌产，建立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按照这样的构想，公社成员们将街心花园中的花草树木挖掉，将雕塑与建筑夷为平地，改为种值小麦、玉米，以响应农业中心的思想。
更极端的行为还在后面。在公社成员看来，财产属于社会资源，应该归国家所有，而性资源也属于社会资源，那么也应该归国家所有。于是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公社成员制作了很多所谓的“许可证”，这种“许可证”的持有者，可以随意将妇女娶为妻子。
有不计其数的妇女成为这一措施的受害者，其中既有他人的妻子，也有五年级的小女孩。而几乎所有的巴黎妇女，都被要求到公社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去登记造册，以便公社能够对这些“公共资源”进行集中掌控和分配。
这场闹剧不仅仅意味着荒唐，同时也反映了群体的残忍本能，因为如果被征集的妇女不能满足许可证持有者的要求，就要被立刻冠以“拒绝参与革命”的罪名。在那个时代，这种身份与“人民公敌”毫无区别，也就意味着灾祸的来临。
也许你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那个蒙昧而混乱的年代，并且确信这样的血腥不会重染法兰西大地。
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早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这样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拿破仑带着一群伤痕累累的老兵开进巴黎市区的时候，看到许多妓女和交际花，于是惊呼：“首都到处都是女人。”于是他就采取措施，强行为全国的贵族小姐和妓女分配丈夫。
在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惊讶地发现，群体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政府的权力却在它面前节节败退，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还会看到许多性质相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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