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要说的是，教育既不会使人变得更道德，也不会使他更幸福；它既不能改变他的本能，也不能改变他天生的热情。
甚至在某些时候，只要进行不良引导，教育的坏处还会大于好处。
统计学家在这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根据他们的观点，犯罪随着教育，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加。社会上一些最坏的敌人，也是在学校获奖者名单上有案可查的人。
根据一本著作显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率是3：1。在50年的时间里，人口中的犯罪比例从每10万居民227人上升到了552人，增长了整整1.3倍。
这一点在法国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法国的年轻人犯罪率大幅度攀升，而尽人皆知的是，法国为了这些年轻人，已经用免费义务制教育取代了交费制。而那些成为社会敌人的社会主义者，往往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
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危险状况，都是因为这种教育制度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心理学基础上。这种基础认为，智力是通过一心学好教科书来提高的，只要一个人的成绩足够好，那么他的智力就会获得稳步提高。
由于接受了这种观点，人们便尽可能强化许多手册中的知识。从小学到离开大学，一个年轻人只能死记硬背书本，他的独立思考能力和个人意识从来派不上用场。受教育对于他来说就是背书和服从。
于是，许多孩子就开始在学校里对着一篇篇语法和纲要努力，做到准确重复，出色模仿，直到变成学舌的鹦鹉为止。这种教育的唯一结果，就是贬低自我，让我们变得无能。
如果这种应试教育仅仅是无用，人们还可以对孩子们示以同情，因为虽然没在小学里从事必要的学习，但好歹还被教会了一些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之间的冲突或动物分类之类的知识。然而，制度造成的危险要远比这个严重得多，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它使服从它的人强烈地厌恶自己的生活状态，极想逃之夭夭。
应试教育的结果是：工人不想再做工人，农民不想再当农民，而大多数中产阶级，除了吃国家职员这碗饭外，不想让他们的儿子从事任何别的职业。学习的唯一目的不是让人为生活做好准备，而是只打算让他们从事政府职业，在这样的行当里想要取得成功，根本无需任何必要的自我定向，或表现出哪怕一丁点个人的主动性。
说到底，应试教育制度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创造了一支无产阶级大军，这个群体对自己的命运愤愤不平，随时都想起来造反。
而在最高层，它又培养出一群轻浮的权贵阶级。他们既多疑又轻信，对国家抱着迷信般的信任，把它视同天道，却又时时不忘对它表示敌意，总是把自己的过错推给政府，然而离开了当局的干涉，他们便一事无成。
尽管国家用教科书制造出这么多有文凭的人，然而它只能利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于是只能让另一些人无事可做。它只能把饭碗留给先来的，剩下的没有得到职位的人便全都成了国家的敌人。
从社会金字塔的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最卑贱的小秘书到教授和警察局局长，有大量炫耀文凭的人在围攻各种政府部门的职位。商人想找到一个代替他处理殖民地生意的人难上加难，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谋求最平庸的官差。
只在塞纳一地，就有几千名男女教师失业。这些人全都蔑视农田或工厂，只想从国家那儿讨生计。而被选中的人数却是有限的，因此肯定有大量心怀不满的人，他们随时会参与任何革命，不管它的头领是谁，也不管它有什么目标。
可以说，掌握一些派不上用场的知识，是让人造反的不二法门。
7.关于应试教育的题外话（上）
我们了解了引发群众运动的五大导火索，然而对于教育因素，我们还应当额外说上几句题外话。
很明显，法国在教育制度上犯了不小的错误，它所实现的唯一价值就是，为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添加了数以万计的懒汉、寄生虫和不安定因素。放眼全世界，犯下此种错误的民族仍大有人在。
显然，迷途知返为时已晚。只有经验，这位民众最好的老师，最终会揭示出我们的错误。
只有经验能够证明，必须废除我们那些可恶的教科书和可悲的考试，代之以勤劳的教育，让我们的年轻人回到田野和工厂，回到他们今天不惜任何代价逃避的辛勤开拓的事业。
我们必须再一次重申，向人灌输大量肤浅的知识，不出差错地背诵大量教科书，是绝对不可能提高人的智力水平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的条件是判断力，是经验，是开拓精神和个性！而这些优良品质，偏偏是不能从死啃书本中得来的。教科书和字典固然可以充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但长久地把它们放在脑子里没有任何用处。
那么，我们该如何让孩子们接受有益的教育，让它帮助孩子们获得正确的观念呢？
要知道，观念只有在自然而正常的环境中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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