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盐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捍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他认为盐铁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成的，不能因此就加以否定。
他提出盐铁官营政策应当继续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料，为最高统治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
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备乘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就用去50万金。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故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元狩三年（前120年）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振贫民”。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盐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2.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
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奴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造成“田地日荒，城郭空虚”。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子）计过也”，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奴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听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惫）之效，匈奴不为加俯，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文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馈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赌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阙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指出匈奴“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加以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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