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仰天长叹是唯一可做的。
洛阳城是东汉兴衰成败的唯一见证者，它冷静注视，就好像是一部小说的旁白，它提供了各种元素，时间、地点、空间、人物，还有故事，唯独没有结局。或许这座城市就好像是一位小说高手，它懂得没有结局的故事才能更加引人入胜，懂得留下空白，才能赢得观众。
杜笃辞赋归“纵横”在东汉前期的赋坛上，京都大赋的创作骤成潮流。究其原因，主要是王朝定都问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时，围绕着定都洛阳还是回迁故都长安，朝堂上下，论争纷纭。对此，赋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提管自陈“高见”。其中，尤以杜笃的《论都赋》惹人注目。
与一般的京都大赋不同，《论都赋》不是通过对东、西两都的渲染铺陈婉述己见，而是排闼直入，指切实事，进而辩难立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反对都洛的主张。此赋全篇都充溢着强烈的干政欲望和论辩色彩，显示出纵横家的本色。这与杜笃本人的个性密切相连。
杜笃（？—78），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官宦之家，其高祖杜延年为汉宣帝时御史大夫。杜笃天生聪慧，知识广博，但为人太随便，不修小节，因此，地方上的人都瞧不起他。旅居洛阳时，由于处事不顾他人，一意孤行，又与那里的地方长官交恶，被人家捕送京师问罪。说来也巧，他系狱洛阳时，正赶上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吴汉逝世。光武帝向群儒征诔文悼念吴汉，杜笃在狱中也作了一篇。因为属辞冠绝诸儒，深得皇帝赏识，他竟因此被“赐帛免刑”。然而，命运之神并未从此格外垂青于他，他只是在地方上从事些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无由再去京师寻求发展，沉沦下僚达二十年之久。对此，杜笃深以为憾，说：“想我杜家祖辈文明善政，可我却连个小吏也做不上；外高祖武略超群，而我却远离此途。杜家内外五世以来的发达隆盛，到我杜笃这儿算是没落到家了！”不能显亲扬名之叹和尊卑交织之感，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摆脱现状的契机倒也不是没有。汉章帝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率兵攻打西羌，特聘杜笃为从事中郎，随军立功。谁料想，此行却使杜笃埋骨在射姑山下。他的一生，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论都赋》的写作，当在杜笃出狱后居洛阳之时，也正是朝堂群臣纷议定都何方之际。以杜笃的性格，自然不甘缄口。《后汉书·文苑列传》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论都赋》的开篇说：“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刚刚摆脱了囚犯的身份，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上书皇帝，就政治敏感问题理直气壮地直接发表个人意见，足见其策士气魄之一斑。
赋写光武帝西巡故都长安时，由于“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并有诏修缮宫室建筑，引起了中原人士的疑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
客有为笃言：“彼陷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成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在这里，“客”显然是虚构的，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意见。但这样一来，作者就获得了进一步论述的必要和空间了。接下来作者讲了回都长安的三个理由：
其一，当初的秦王朝，从开国的时候就是通过占据咸阳、长安一带而逐渐称霸西部，为所欲为的。我大汉立国以来，也是建都长安，并通过世代积累，才有了武皇时代的鼎盛局面，所以，“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而且，我大汉“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以来，无兹著明”。
其二，“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这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其三，方今天下新定，百废待兴，皇上一心考虑招抚四夷，巩固边疆，“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臣则认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因此，“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杜笃所言，有理有据，不由人不信。他主要是抓住了皇帝的三个心理，展开论辩：一是祖先崇拜心理，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效法祖先的所作所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帝王的好大喜功心理，他们无不想据险要之地以建万年基业。其三，犹豫不决、急需他人明言利害的心理。杜笃没有采用京都大赋惯用的“虚辞滥说”的铺陈渲染之法，而是针对具体事实，以理性思维为指导，痛快淋漓地畅淡己见。这种指切时事、辩难立言的手法，正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时所常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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