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仰天长叹是唯一可做的。
洛阳城是东汉兴衰成败的唯一见证者,它冷静注视,就好像是一部小说的旁白,它提供了各种元素,时间、地点、空间、人物,还有故事,唯独没有结局。或许这座城市就好像是一位小说高手,它懂得没有结局的故事才能更加引人入胜,懂得留下空白,才能赢得观众。
杜笃辞赋归“纵横”在东汉前期的赋坛上,京都大赋的创作骤成潮流。究其原因,主要是王朝定都问题成了社会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当时,围绕着定都洛阳还是回迁故都长安,朝堂上下,论争纷纭。对此,赋家们也不甘寂寞,纷纷提管自陈“高见”。其中,尤以杜笃的《论都赋》惹人注目。
与一般的京都大赋不同,《论都赋》不是通过对东、西两都的渲染铺陈婉述己见,而是排闼直入,指切实事,进而辩难立言,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反对都洛的主张。此赋全篇都充溢着强烈的干政欲望和论辩色彩,显示出纵横家的本色。这与杜笃本人的个性密切相连。
杜笃(?—78),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出身官宦之家,其高祖杜延年为汉宣帝时御史大夫。杜笃天生聪慧,知识广博,但为人太随便,不修小节,因此,地方上的人都瞧不起他。旅居洛阳时,由于处事不顾他人,一意孤行,又与那里的地方长官交恶,被人家捕送京师问罪。说来也巧,他系狱洛阳时,正赶上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吴汉逝世。光武帝向群儒征诔文悼念吴汉,杜笃在狱中也作了一篇。因为属辞冠绝诸儒,深得皇帝赏识,他竟因此被“赐帛免刑”。然而,命运之神并未从此格外垂青于他,他只是在地方上从事些抄抄写写的文书工作,无由再去京师寻求发展,沉沦下僚达二十年之久。对此,杜笃深以为憾,说:“想我杜家祖辈文明善政,可我却连个小吏也做不上;外高祖武略超群,而我却远离此途。杜家内外五世以来的发达隆盛,到我杜笃这儿算是没落到家了!”不能显亲扬名之叹和尊卑交织之感,毫不掩饰地溢于言表。摆脱现状的契机倒也不是没有。汉章帝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率兵攻打西羌,特聘杜笃为从事中郎,随军立功。谁料想,此行却使杜笃埋骨在射姑山下。他的一生,真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论都赋》的写作,当在杜笃出狱后居洛阳之时,也正是朝堂群臣纷议定都何方之际。以杜笃的性格,自然不甘缄口。《后汉书·文苑列传》载,“笃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论都赋》的开篇说:“窃见司马相如、杨子云作辞赋以讽主上,臣诚慕之,伏作书一篇,名曰《论都》。”刚刚摆脱了囚犯的身份,就以极大的热情和勇气上书皇帝,就政治敏感问题理直气壮地直接发表个人意见,足见其策士气魄之一斑。
赋写光武帝西巡故都长安时,由于“凄然有怀祖之思,喟乎以思诸夏之隆”,并有诏修缮宫室建筑,引起了中原人士的疑惑:“意圣朝之西都,惧关门之反拒也”,于是:
客有为笃言:“彼陷井之潢污,固不容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万乘哉?成阳守国利器,不可久虚,以示奸萌。”笃未甚然其言也,故因为述大汉之崇,世据雍州之利,而今国家未暇之故,以喻客意。
在这里,“客”显然是虚构的,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意见。但这样一来,作者就获得了进一步论述的必要和空间了。接下来作者讲了回都长安的三个理由:
其一,当初的秦王朝,从开国的时候就是通过占据咸阳、长安一带而逐渐称霸西部,为所欲为的。我大汉立国以来,也是建都长安,并通过世代积累,才有了武皇时代的鼎盛局面,所以,“非夫大汉之世盛,世借雍土之饶,得御外理内之术,孰能致功若斯!”而且,我大汉“传世十一,历载三百,德衰而复盈,道微而复彰,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宫室寝庙,山陵相望,高显弘丽,可思可荣,羲、农以来,无兹著明”。
其二,“夫雍州本帝皇所以育业,霸王所以衍功,战士角难之场也。”这里山川险要,土地肥沃,“用霸则兼并,先据则功殊;修文则财衍,行武则士要;为政则化上,篡逆则难诛;进攻则百克,退守则有余:斯固帝王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也”。
其三,方今天下新定,百废待兴,皇上一心考虑招抚四夷,巩固边疆,“未遑于论都而遗思雍州也”。臣则认为,“获无用之虏,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如保殖五谷之渊;远救于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
因此,“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何必去洛邑之渟瀯与?”
杜笃所言,有理有据,不由人不信。他主要是抓住了皇帝的三个心理,展开论辩:一是祖先崇拜心理,也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效法祖先的所作所为,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其二,帝王的好大喜功心理,他们无不想据险要之地以建万年基业。其三,犹豫不决、急需他人明言利害的心理。杜笃没有采用京都大赋惯用的“虚辞滥说”的铺陈渲染之法,而是针对具体事实,以理性思维为指导,痛快淋漓地畅淡己见。这种指切时事、辩难立言的手法,正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时所常用的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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