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五十八年九月三日，拉萨河谷二十里外的曲贡机场，一架双翼飞机稳稳的降落在这里。
在侍卫的保护下，阚石夫妇俩下了飞机，坐上了前来接他们的汽车。汽车很快出了机场，沿着公路向拉萨城行去。
拉萨城西区，长安地质大学拉萨实习基地小会议室。9月3日是华夏地质工作的一个特殊日子，是华夏地质队成立40周年纪念日。
今天这里济济一堂，聚集了帝国老中青三代地质工作者，他们来到这个特殊的地方，进行一些庆祝活动和学术交流。
会议室里，已经七十三岁的地层学专家、当年长安地质大学“西藏科考队”的梁益教授语调缓慢地说起一件件难忘的往事：”呵呵，在座的很多老同事，都是太上皇当年手把手教出来的，现在我们都老啦！可往事还是那样的清晰……“
”……说起长安地质大学与青藏高原的渊源，那可有历史了，从华夏二十年建校开始，在太上皇的指导下，我们学校就组织师生参加了青藏高原的登山与科考，这四十年来从未中断。”
“三一年，金陵地质学院的王纯和朱庆就作为帝国科学院地质学家李璞的助手，连续三年去西藏，拿出了帝国地质学者的第一份西藏地质考察报告，结束了没有地质工作者考察西藏的历史。“
”三三年的那次科学考察，刘肇、何诲、纪诚三名长安地大教师又获得了珠峰地区地质历史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为确定这一地区地质构造的性质、矿产预测提供了依据，开创了登山与科考相结合的先例！……”
“……到五六年，我们又在珠峰一带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和突破。”
”正是从那时起，除了金陵地质学院以外，在喜马拉雅研究上有了长安地质大学学者的声音！那是长安地质大学教授学子的声音！总算是追上了金陵大学的步伐。”
看到老教授不停地揉眼睛，长安地质大学地质调查院院长刘文灿插话说，“老师眼睛不好，高原紫外线太强烈，留下了后遗症。耳朵也有些背，跟他讲话总要大点声。”
“呵呵，说这做什么，上高原的哪个没有留下纪念哟。”老教授一脸慈祥。
梁益，这位从华夏二十三年就参加“西藏科考队”的地层学专家，曾有“敢死队员”之称，大半辈子专注于青藏高原地层研究。
他从羌塘到可可西里，从梅里雪山到海东、昌都，从沿南国境线到与青海交界线，几乎所有的地质线，老教授都跑到了。
著名青藏研究专家潘棠最佩服的就是梁益做的图幅。青藏高原地质大调查，长安地质大学二十多名师生组成了以万晓樵教授和刘文灿副教授为首的老中青三代人的“区域调查队”，
当年己是六十七岁的梁益教授和队员们每天经过的填图路线都要穿过藏南地区海拔5000～6000多米的山脊，气喘、心跳过速、胸闷、头痛、恶心、失眠等高山反应是家常便饭。
曾经有十多天，所有队员都病倒了，怎么吃药都不见效，野外工作又不能间断，大家就互相鼓励着硬挺着，严重者到拉萨打几天吊针，又赶回工作区。
负责前线指挥的刘文灿和大伙一样忍受着头疼、胸闷与呕吐，在荒无人烟的冰川雪地里挑战着生理极限。
晚上帐篷里寒冷异常，他就盖上两床被子，可头还是难受的不能入睡，他便大把地吞着安眠药。起初只是感冒头晕，继而气喘。
再后来却变成了致命的脑水肿，脸色渐渐发黑，差一点倒在了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但治疗刚刚康复，他又以生命的高度站立在雪峰之巅。
“人这一生该吃的苦，都被我们吃完了！”
顿了顿，刘文灿教授唏嘘不已地说：”我们的队员最可爱，最可敬，最可亲，这是我彻入骨髓的体会。”
作为青藏高原大调查项目负责人，刘文灿以出色的情商、容纳百川的性格，带领他的团队曾完成了西藏1∶25万江孜、亚东区域地质调查、内蒙古1∶25万补力太幅等诸多项目。
他先后获得了皇家科技最高成果三等奖两项，帝国黄金学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工部科技成果二等奖一项和“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帝国科学进步奖特等奖。
刘文灿用真诚的心凝聚着他的团队，体贴温暖着每个成员，为获得第一手调查数据，忍受饥渴，车辆无油罢工，穿过道道险地，他身上发生了多少惊魂难忘的故事？承载了多少生与死、病与痛、苦与乐、得与失的严峻考验？
与会的人员望着他那被紫外线灼黑的脸膛，多次提出让他谈谈自己值得回味的沉淀，他却像个高明的太极推手马上转移话题，又兴致勃勃地聊起别人的故事：”就在五五年，我们这位年近七十岁的老教授再上高原……“
”……去考察班-怒一带，为认定“班公湖-怒江缝合带是冈瓦纳大陆的北界”积累了丰富资料……”
”我记得那天，恰逢中秋节，老教授带领学员正在野外埋头记录地层古生物资料，突然遭遇了一伙手持青铜藏刀的蛮族暴徒袭击……”
”……当时的情况很危险，要不是随队的藏族老队员尼桑及时赶到喝退暴徒，真不知会是什么结果。那天下午，考察‘班-怒含巨型岩块的混杂岩带’的研究生李林、马永，被一群暴徒打得脸青鼻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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