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栩显得甚是豪爽健谈，又笑道：“自兴学校诏颁布以来，仅以两浙路而言，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富民以为建学校既可博名又可抵税，无不乐从。此官民两便之事，石学士此举，颇得民心。又何必画蛇添足？不过蔡大人之所以要创办《海事商报》，传说中倒是另有隐情。”王安石与智缘见他如此交浅言深，不免心中好笑，一面却又忍不住好奇之心，不由问道：“又有何隐情？”
程栩却不过是说些市井传闻之意，更不以为意，他生性洒脱，也不在乎王安石对自己的观感，因此肆无忌惮的笑道：“相公自是知道朝廷明颁诏令要改革官制。杭州便有传言，说新官制其实已定，而六部九寺中，太府寺将负责商税与市舶等事务，蔡大人猜到朝廷以后必定会重视吏才，他这时干出治绩来，无非是想入太府寺，以为升迁之道而已。两浙路上则呼应朝廷新政，下则吸引商贾拓展税收，一时之间朝野称誉，号称大治，这中间又岂能少得了蔡大人的功劳？”
王安石见程栩语气中颇有嘲讽之意，顿时大是不以为然。心道：“蔡京持什么心迹姑且不论，但他若真有本事报效朝廷，自当论功行赏，按能授职。若人家有本事做点事出来，便嘲笑人家是追名逐利之辈，那天下事又由谁去做？”只不过程栩虽是孙侔的学生，但毕竟相交不深，兼之王安石心中并不喜欢蔡京，更不愿意帮他辩解，当下嘿然一笑，道：“市井传闻，姑妄听之。明年又是大比之年，贤侄此次回乡，可是想整点行囊往京师赴考？”
程栩摇了摇头，笑道：“晚辈已经无意功名，倒是想学薛提辖。”
饶是王安石颇为开明，此时也不由吃了一惊，诧道：“你想考武举，去水军？”
“薛提辖是机缘凑巧，以后很难有这般机会了。” 程栩无比羡艳的说道：“石学士组织船队通商，给朝廷带来巨大的收益。昔大食夷商至广州、泉州，一船之货，多者可卖数十万贯，而除去税收与成本，利润少说也有两三万贯，多者十万贯。而今朝廷组织规模庞大之船队，常年来往于东、南两方航线，将大宋的物产运往各国，将各国的特产运回大宋，据晚辈估算，朝廷每年由此，最少可以净入两百万贯。利之所在，食髓知味，朝廷又岂会轻易放弃？晚辈在杭州时已听到传言，说朝廷将在沿海设十个港口五支官船队，也听说有官员向朝廷建言，若有二十万贯财产以及十户具名联保，每年一次性向朝廷缴纳五万贯以上的税款，朝廷可许其组织五只船、八百人以下的半武装船队，来往固定的线路经商……”
纵然是王安石，也万万料不到一个儒家弟子、官宦之后，会公然和他说这些满口利益的事情，他与智缘相顾苦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王安石虽然言利，却依然是儒家的传统——“公利可言”，就是说虽然提倡重义轻利，但是“公利”还是可以说的。这同时也是石越的理论据点——不过石越在这一点上，做得比王安石虚伪得多，也成功得多，他大大倡导了“公利可言”的风气，但即便如此，象程栩这样的人也是很少的。程栩注意到了王安石的表情，却丝毫不以为然，反倒有点无礼的笑道：“久闻相公不是名教礼法中人，如何也如此作态？我此番回金陵，便是要说服家人，只待朝廷下诏，我便要组建船队出海，将来有朝一日，我还要去石学士所描述的那些大陆，我要亲自证明看看我们生活的大地，是不是真的是圆的！”
遇上这样狂妄的年轻人，倒真把王安石给弄得有几分尴尬，他有几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的豪气，却又有点哭笑不得，只得勉强点点头，问道：“贤侄既有这样的志向，为何不去报效朝廷，参加朝廷的水军？”
程栩脸色奇异的望了王安石一眼，笑了笑，没作声。
王安石被他这副神态弄得莫名其妙，不由望了智缘一眼。智缘低宣佛号，他知道王安石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知道下面的情弊有多少，只得轻声解释道：“相公，这事容易明白。薛奕的船队有多大的利润，现在朝廷的武官们没有不知道的，若不是石越，薛奕早就被撤换。若真要建船队，要么就是朝廷精挑细选，要么便是朝中重臣贵戚的亲戚——若说有人想用大笔贿赂换一个提举水军事来做，贫僧是不会奇怪的。无论怎样，一个新人，休说是如薛奕一样指挥船队，便是做个船长，也不可能。这位程施主是心高气傲骨的人，又岂能屈居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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