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大宋立国以来，新帝即位，增兵宿卫，这是“祖宗故事”。但特意以殿前副都指挥使燕达守宿内东门外，却是不同寻常——因为按照礼仪，臣子前往福宁殿，宰臣和百官是走垂拱门，而亲王宗室则是走内东门！
潘照临知道这燕达亦算是熙宁朝名将，他西军出身，在熙宁初年与西夏、西蕃的战争，曾经屡立奇勋，但因为赵顼认为他忠实可信，从军制改革起，便将他调任三衙，从此便一直在京师，他没能赶上伐夏之役，自熙宁中后期起，于战功上反而并不显赫了，但此公仕途上却一帆风顺，竟一直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乃是大行皇帝的亲信，在军中又素有威信，令他宿卫内东门之外，其意自是在于警告诸亲王宗室。
而在皇宫之外，韩忠彦则在按图索骥，分头搜捕参预叛乱的兵吏，命令各军巡铺盯紧他们的家属——连大赦天下也救不了他们，潘照临已经看到了今日上午颁布的大赦天下的德音，这道德音上明明白白写着：除谋逆罪外！
想到这里，潘照临不由得紧紧皱起了眉头。他当然不是在同情那些叛兵和叛兵家属，而是又想起了这次兵变的真正主谋——雍王赵颢。
石得一、石从荣等人，被视为“主谋”，已经在事变当晚伏法；那些可能只是盲从，或者被胁从的皇城司兵吏，亦被四处搜捕。但如何处置雍王，却变成了一件非常微妙的事。
除了雍王在当晚行为不检，擅出王府这一条罪状难以洗脱外，参加叛乱的头领，大多在事变中被诛杀，几个侥幸逃脱的头领，亦在被捕后被韩忠彦擅自处死了。搜查这些人的宅第，都是韩忠彦主持，事后汇报，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叛乱与雍王有关！而与此同时，咸宜坊雍王府的“安全”，亦换成了高太后的亲卫班直之一御龙骨朵直负责，为了防止雍王自杀，两府甚至还特意派了几个高太后亲信的内侍，昼夜不离的陪着赵颢……这种种迹象表明，朝中存在着强大的势力，想要保全雍王的性命。
个中原因潘照临都懒得去想，他随随便便就可以举出三五十个来，为皇家的体面也罢，为了朝廷的面子也罢，为了高太后也罢……总之，雍王虽然被禁锢，但明正典刑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否会赐赵颢自尽，亦不可知，韩忠彦就私下里对石越说过，雍王纵然有过，然使高太后杀子、赵煦杀叔，亦非忠臣所为。
而韩忠彦的这种主张，亦不能说没有道理。
更何况，朝中人人都知雍王是高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如今高太后垂帘，即使是明白内情的重臣，也不免各有算计。韩忠彦立下这么大的功劳，他先父又是两朝策立功臣韩琦，才敢不避嫌讳。饶是如此，韩忠彦这几日的举动，已是令得满朝文武刮目相看，连潘照临与石越都感到惊叹。
但旁人便不可能没有顾忌。
想要置赵颢于死地，将来高太后那里肯定不会怎么被待见；但若只顾着讨了高太后的欢心，甚至哪怕纯粹只是一片忠心，若无韩忠彦那等家世、功勋，向皇后与小皇帝现时固然不敢违逆高太后，难道高太后就会长命百岁？待到小皇帝长大亲政，难保不会秋后算账。他现时忍得越久，将来报复起来就会越狠！
潘照临不由得又在心里面算计起来：
赵顼虽死，但两府当中还是有忠于他的宰执。侍中王安石、兵相孙固，二人皆受赵顼知遇之恩，年纪也大了，名位已高，再无所求，亦不惧得罪高太后，故对于赵颢叛乱之事，心怀耿耿，绝不肯善罢干休。只不过二人并无证据，不能就此发难而已。而除韩忠彦外，范纯仁、御史中丞刘挚，却都有意保全赵颢的性命。
其余诸人，司马光虽态度不明，但潘照临却认定他亦不想对赵颢赶尽杀绝。而且他是首相，按例要担任山陵使，诏令在大敛成服前就会颁布，所以他有足够的借口谋定而后动。
而吏部尚书王珪虽然平叛无功，却因为进宫时被石得一禁锢，受了惊吓，竟然就此一病不起。赵顼选定的六位托孤之臣，眼见着他刚刚升遐，便要少了一位。王珪一生行事，本来就无甚主见，此时更不会强出头。
至于韩维、苏辙、李清臣三人，韩维在理智上纵想饶过赵颢，但他毕竟是赵顼潜邸之臣，对赵颢之愤恨，可想而知；苏辙心里便有想法，但此事既无关他利害，又无情感之羁绊，他回京未久，地位未固，此时惟石越马首是瞻，亦不奇怪；而李清臣虽是后进，然受赵顼之知遇恩，不在韩、孙之下，只是在两府宰执之中，他的地位最不巩固——他虽然支持新法，却与王安石等新党人物并无故旧，而是由赵顼一手提拨，赵顼一死，他在朝中立即便孤立无援，而偏偏他在太府寺的政绩还受人诟病，此时不知有多少人对他的位置虎视眈眈，在这种情势下，以李清臣的性格，定会加倍谨慎，远避是非。
朝中重臣各怀心思，因此，在此事上，石越的态度犹当谨慎。
石越贵为右相，又是托孤之臣，在朝中本就威信素著，此番平叛，又立大功，他一言一行，都已是举足轻重。更何况此番王、马意见竟然出现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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