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日的炮击，自然并无实际意义。克虏炮的真正有效射程，平射不过一里，仰射最多三里——实则要想形成有效杀伤，便是仰射，也只好在两里左右，打到三里，即便击中，亦已无力。至于灭虏炮，射程更近，最大射程也不过一里有余，有效射程不过二三百步，仅与神臂弓相当——这灭虏炮与河间府城墙上的那些后装子母铳火炮并不完全相同，事实上后者只是灭虏炮的过渡炮型，这种由高太后亲自定名的“灭虏炮”，牺牲了射程，换来的是可以快速装填发炮，每次能打出百余枚甚至数百枚铅子，更妙的是，它方便运输，可攻可守，造价又相对适中，因而被宋朝枢密院寄以厚望，被认为是可以一举取代抛石机与神臂弓的火器。但以它的射程，隔着黄河，自然更加不可能对武强城形成什么威胁。所谓“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何况宋军的这次炮击，甚至连鲁缟都碰不着。因此，这完完全全只是一次示威。
但是，这次示威却似乎真的吓到了辽主。
辽主次日便亲至武强劳军，他登上武强城楼，远眺黄河之南，亲眼目睹黄河南岸连营数十里的兵营，遍地的战马与骑兵，还有数百门令人望而生畏的火炮，许久默无一言。当日他便返回河间，只过了一晚，辽国便为高太后发丧，遣使致哀议和。
唐康原以为石越断然不会接受议和。
但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不仅石越欣然接收，便是王厚坐拥步骑七万余众，兵强马壮，也无丝毫进取之意。王厚自到了阜城后，便要求诸军修缮营垒，坚壁以待。他将骁胜军调至东光休整，改以云翼军驻冀州，龙卫军与两个神卫营驻武邑，他亲率威远军与雄武一军驻阜城。又夺了仁多保忠兵权，调走听命于唐康的环州义勇，将神射军、环州义勇与镇北军混编为一军，统归何畏之统辖，驻于北望镇。如今唐康孤身在冀州，仁多保忠孤身在武邑，两人虽然名义上仍是当地官爵最尊贵者，但是姚麟与种师中如何会听他二人节制？
仁多保忠是败军之将，倒也罢了。他也不愿意在武邑自讨没趣，趁着韩拖古烈与韩敌猎南来，他便讨了个差使，陪着这两位辽使，准备先回大名。但唐康自认是有功之臣，况又是野心勃勃，岂能甘心这么着被赶回大名府？而且他在枢府有年，固然得罪不少人，却也同样种下过不少的恩情，譬如龙卫军的种师中，便与唐康是极好的交情，威远军的贾岩，更是受石越知遇之恩，与唐康也是莫逆之交……这些人任摊上一个，资历又浅，官职又低，又有人情在前，唐康若去了，纵不能将兵权拱手相让，也不免要对他言听计从。只是王厚实是个厉害角色，嘴里什么也不说，却不动声色的将他按在了惟一他差使不动的姚麟身边。虽说就算念在他几次三番去救深州的份上，姚君瑞也免不了要给他几分面子，但云翼军的事务，却是半点也不容旁人插手。而唐康也并不敢放肆，只能暗自忍耐着在冀州继续呆下去。
便在等候韩拖古烈一行之时，唐康还忍不住朝冀州城的城楼上看了一眼。
就在两天之前，那城楼之上，还挂着武骑军都校荆岳的人头！
“诸军震栗”！每次想起这件事，唐康心里面都会冒出这四个字来。他不敢肯定这是不是大宋自开国以来处死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但他可以确定，这绝对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来，对统军将领最为严厉的处罚。
当日荆岳触敌即溃之后，不敢返回真定，一路南逃，跑到了赵州城下才停下来。这些武骑军的溃兵，御敌无能，残民有术，竟然在南逃的过程中，烧杀抢掠，赵州百姓虽然已有许多南撤，但留守的仍然不少，却不料受过辽军几次掳掠后，竟又遭了武骑军这道灾。幸好赵州知州与通判颇有智术，荆岳一到，二人便大开城门，奉上酒肉牛羊劳军，温言相待，荆岳也不疑有他，只率数十亲信进城，结果当晚被二人灌得大醉，数十人全被绑了起来，丢进牢里。然后二人紧闭城门，亲自登城守御，城外武骑军群龙无首，却也没有多少做贼的胆子，顷刻之间就作鸟兽散。赵州知州随即遣人急报宣台，石越闻讯大怒，一面给朝廷写奏章，一面就派了一名使者，持节至赵州，便在平棘将荆岳以下四十余将校全部斩了，并令这使者带了这荆岳等数人的人头，在河北诸军州“传首示众”。
大宋朝的统军将领们，可还真的从未想过会有如此严厉的刑罚。
荆岳的罪名不过三条：临敌怯懦、败军辱国、残害百姓。而他却是堂堂正六品上的昭武校尉！而且还是统军大将。若依惯例，至多不过贬官流放。哪想到石越竟然不请旨便行军法给斩了，还传首诸州示众。
据说此事传到汴京，亦是一片哗然。
然而自东京最后传来的敕令，却是认可了宣台的处罚。皇帝不仅下旨褒奖石越，还严厉警告诸将以此为戒。枢府在真定、赵州诸府州颁下榜文，凡武骑军溃逃将士，至八月二十日前未至各官府自首者，皆以通敌论。又下敕令，荆岳以下至各营主将、副将、护营虞候，全都归案处死，家属流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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