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禁碑一：烟酒切忌登楼。
范氏禁碑二：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擅开书厨者，罚不与祭一年。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范氏禁碑三：
阁上敬贮宸翰秘书得胜图，凡登阁者，各宜祗懔，毋得轻亵。
司马公藏书历三百载，乾隆甲午年间，荷蒙绘图烫样进呈，叠叨恩赐奖励，俾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
书阁建造历有年所，虽时经修理，总恐日久难支，今春会同子姓筹费鸠工，需用繁多，程工浩大，后人因修理之维艰，益思创建之非易，宜各恪遵勿替。
阁上门槛、厨门、锁钥、封条，房长每月会同子姓稽考，并察视漏水鼠伤等情，以便即行修补。
阁下每月设立巡视二人，其护程及阁下各门锁钥归值月轮流经管，如欲入内扫刷，以及亲朋游览，值月者亲自开门，事毕检点、关锁，倘阁下稍有疏失，损坏花木器物，罚不与馂一次。
阁下阁几、大座茶几、矮方八仙桌，毋得借用及移置厅堂，所有乌木大公式□□，亦不许借用。
阁下六间并前后游巡明堂，俱不得堆积寄放物件、暂行工作及护程上挂晒衣裳，犯者罚不与馂二次。
前后假山植有花木，今春略为增莳，如有子姓攀折毁伤，罚不与馂一次。
花坛假山及一应石砌，毋得扒掘损坏，捶臼捣衣，违者罚不与馂一次。
池水为一门仰给，如有向池水洗汙及游泳，犯者罚不与馂二次。
总门内外不得安放凳桌，堆积物件，致碍行走，□□□□□□。
道光九年己丑岁八月上浣谷旦
所订立“禁碑”三种中，其中不少款项有其合理之处。如规定子孙齐集方得开锁，不得无故开门入阁，不得私领亲友登楼参观，不得擅开书橱，不得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等，对防止藏书被个人占有、避免藏书分散流失，起到了保障作用。
但不能不看到，这一严格的禁碑款项，另一方面却又导致藏书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正如全祖望所言：“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这一封闭状况被打破，始自黄宗羲。当时，天一阁主人已传至第四代，其执掌人是范钦的曾孙范光文和范光燮。其时范光文（1600—1672）已于前一年去世。范光燮（1613—1698）只做过嘉兴府学训导、长治县丞等小官，但他热心儒学。由于他对黄宗羲的学问非常钦佩，又凭着他的义侠胆识和家族中长者的地位，在经多次相约之后，才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破例引黄宗羲登上天一阁。正如黄宗羲所言：“天一阁书，范司马所藏也，从嘉靖至今盖已百五十年矣。司马殁后，封闭甚严。癸丑，余至甬上，范友仲破戒引余登楼，悉发其藏。余取其流通未广者抄为书目。”但这仅是一个特例。
清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钱秀芸希望能看到天一阁的秘藏，竟要知府大人做媒，嫁给一个范家子弟。一个酷爱诗书的才女，竟决定以婚姻作代价来获得阅读天一阁藏书的权利。但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即使是范家的媳妇，仍由于“女子不得登楼”的家规，至死未能登上天一阁翻阅藏书。
光绪年间，缪荃孙亦是颇费周折才得以破例登上天一阁，他曾说：“光绪三十四年，内兄夏闰枝守宁波，余欲登楼观书，闰枝于八月间与范氏订约，至次年始得复。司马后人一百有二家须均允乃得登，旧例也。”当缪荃孙随同宁波知府夏闰枝登天一阁时，“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楼，约不携星火”，于此足见防范之严。
民国期间，近代著名学者郑振铎来到宁波，想登天一阁考察，结果还是碰壁。民国二十二年（1933）秋天，版本学家赵万里想登天一阁观书，经过多方周折，“须向鄞县县政府补递一封公函，以便据以备案”之后，才得以“相约七月二十五日起以一星期为限，开阁观书。在此期间，所有监视我们的范氏族人膳食费用都由我负责筹款担任”。同时协助赵万里编目的朱赞卿也说：“1933年秋，赵万里重整天一阁见存书目，余为之邀集写官五人，并几编写，挥汗如雨，历七日之久。”赵万里不是为自己开眼界而登楼观书，而是替天一阁编制藏书目录而来，竟然也遭到如此的待遇，在范氏族人众目睽睽之下，挥汗编目。由此可见范氏书楼对阅书规定之严格。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著名教授谢国桢才得以数登天一阁校辑全祖望《鲒埼亭集》。
藏书的价值在于使用，封闭性的收藏，制度订得过于苛严，使藏书变成死书，这就走向了反面。图书的保护和利用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既要反对只讲利用不讲保护的倾向，也要反对只讲保护不讲利用的倾向。当一个藏书楼将所有书籍封闭起来，藏书也就失去了社会意义。
二
与天一阁封闭的藏书制度相反，五桂楼的藏书却是开放性的，借阅制度相对宽松，真正使藏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五桂楼主黄澄量制订了一套与天一阁截然不同的藏书保管条文，尽量发挥藏书的实用价值。现将黄澄量所订规矩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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