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浙江通志考述
沈松平
（宁波大学）
摘要：浙江素有“方志之乡”的美名，历史上曾五修通志（省志）。本文对历代浙江通志进行梳理，尤其是对体现传统志书向当代志书过渡鲜明特征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进行了解读，以期对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发掘和“文化强省”建设有所贡献，为新时期编纂《浙江通志》提供借鉴。
关键词：历代 浙江通志 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
浙江历史上曾五修省志，明嘉靖四十年（1561）刊行的《浙江通志》为浙江有通志（省志）之始。其后，清代康熙、雍正两朝分别纂修《浙江通志》，其中以雍正《浙江通志》为好，历代誉为佳志。民国建立后，浙江省又两次续（重）修省志，分别为沈曾植主纂的民国《浙江续修通志稿》和余绍宋主纂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但遗憾的是，这两部志书均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是两部未完之稿。本文拟对传世的五部浙江通志，尤其是体现传统志书向当代志书过渡鲜明特征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进行评述，以期对新时期编纂《浙江通志》有所借鉴。
一
明嘉靖《浙江通志》是浙江省最早的省志，总督胡宗宪修，武进人薛应旂等纂，成书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同年刊行。全志七十二卷，卷首为目录、小叙、例义、全浙地理图，次分地理、建置、都会、贡赋、经武、祠祀、选举、官师、人物、艺文、杂志共十一志，据洪焕椿《浙江方志考》称：“虽后人病其体制之未备，考订之未详，繁简失伦，纯驳互见。然此究为浙江省通志开创之作，体例粗具，实奠后来官修诸志之初基。”综观该志体例，地理、建置、祠祀各门之下按府载述，而不是按事物类别或时间先后叙述，使通志沦为府、县志的合并或拼接；一些旧志司空见惯的门类如天文、形势、风俗、祥异、物产、寺观、职官、术艺、仙释等悉入杂志，与旧志义例不合，显得不伦不类。但此志也不是一无是处，譬如志中别出心裁地设立“都会”一门，巧更名目，专门记载历史上浙江籍的帝王后妃，“宋南渡都临安，其君臣政事、治理得失及后妃、诸王、戚属备载国史，外志不当谮及，唯书其都会之”。
清康熙《浙江通志》，总督赵士麟、巡抚王国安等修，张衡等纂，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修，仅数月成书，次年（1684）付梓。五十卷首一卷，卷首有图考，下分沿革、星野（祥异附）、疆域、城池、公署、山川、形胜、古迹、关梁、都会、水利、风俗、田赋（徭役附）、户口、盐课、物产、学校、祠祀、寺观、陵墓、文职官、武职官、兵防、帝王（后妃附）、名宦、选举、人物、儒林、孝义、文苑、隐逸、寓贤、列女、方技、仙释、艺文、杂纪共三十七门，门类设置较嘉靖《浙江通志》齐全，不仅设立了星野、水利、帝王后妃等新的门类，还将形势、风俗、祥异、物产、寺观、职官、术艺、仙释等从杂志中分出，但该志基本内容取自嘉靖《浙江通志》，因此在内容上并没有较高的价值。《浙江方志考》称：“因为时仓卒，掇拾旧闻，疏略尚多，于体例亦未暇详究。”
清雍正《浙江通志》，总督李卫、嵇曾筠等修，沈翼机、傅王露、陆奎勋纂，雍正十三年（1735）成书，乾隆元年（1736）刊印。雍正《浙江通志》共二百八十卷，卷首有诏谕、圣制，下分图说、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形胜、风俗、祥异、物产、城池、公署、学校（书院附）、关梁、古迹、水利、海塘、田赋、户口、蠲恤、积贮、漕运、盐法、榷税、钱法、驿传、兵制、海防、祠祀、寺观、陵墓、封爵、职官、选举、名宦、名臣、忠臣、循吏、武功、儒林、文苑、孝友、义行、介节、隐逸、寓贤、方技、仙释、列女、经籍、碑碣、艺文、杂记五十二门，较大程度地摈弃了旧志各门之下按地区编纂的形式，避免了以往通志常由府、县志合并或拼接而成的弊病，奠定了以全省作为记载范围的通志所应有的记述格式，其体例不仅在明清所修浙江省志中为最佳，即使与当时朝廷明诏列为省志编修范本的贾汉复修顺治《河南通志》、《陕西通志》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见表1）。诚如四库馆臣所云：“总为五十四门，视旧志增目一十有七。所引诸书，皆具列原文，标列出典。其近事未有记载者，亦具列其案牍，视他志体例特善。其有见闻异辞者，则附加考证于下方。虽过求赅备，或不无繁复丛冗，然信而有征之目，差为不愧矣。”周中孚也说：“浙江之有通志，始于明嘉靖中提学副使薛应旂，成书七十二卷，然其间繁简失伦，纯驳互见。至康熙二十二年，总督赵士麟等尝因其书而重新之，顾以数月蒇事，其简略犹是也。雍正九年春，总督李卫乃开局选名俊编纂，以原任侍读学士沈翼机、编修傅王露、检讨陆奎勋总其事，历数载而始告竣。兼综博搜，考证得失，参互同异，其征引原文悉标列书目，至记载时事仅依《大清会典》采录科条章奏，以存实据，其或见闻异词，则加按语以申明之。首列诏谕、圣制为首卷三卷，余自图说以下分五十二门，其人物一门又分十子目，盖变文以起例，依类以定名，其详赡胜旧志十倍，而体例亦较他志为善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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