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大人文研收藏中国方志文献之富，在日本研究机构中位居前列。京大人文研所藏浙东方志中有大量清代线装本，虽无稀见珍本，但足以满足研究者文献查阅的需求。相比于方志类文献，京大人文研所藏浙东历代先贤文集数量相对较少。另外，笔者在赴京大人文研进行文献调查之际，还看到清薛福成《浙东筹防录》（4卷，光绪十三年无锡薛氏刊本）、清佚名《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一卷》（罗振玉辑《玉简斋丛书》所收，宣统二年据手稿本刊）等书。
2.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东文研）成立于1941年，最初专门为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和文化而设，后来研究范围扩大至整个亚洲。东文研早期所收汉籍主要来自大木贯一、长泽规矩也、仁井田升等人。1948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并入东文研，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旧藏尽归合并后的东文研，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学院于1929年购得的中国藏书家徐则恂“东海藏书楼”4万余册藏书。目前，东文研所藏汉籍古籍1万余种。
东文研所藏浙东地区方志典籍中，有不少清代刊刻的地方志，其中包括孙诏等修《慈溪县志》（16卷，乾隆三年补刊本），许琰撰《重修南海普陀山志》（20卷，乾隆五年序刊）、张恕等纂修《鄞县志》（75卷，光绪三年刊本）、于万川等修《镇海县志》（40卷，光绪五年刊本）、王瑞成等修纂《光绪宁海县志》（24卷，光绪二十二年刊本）、李前泮等纂修《奉化县志》（40卷，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历代浙东士人的著作和文集，东文研几乎都有收藏，其中不乏明清刊本，如宋黄震著《慈溪黄氏日抄分类》（97卷，乾隆三十二年新安汪氏刊本）；宋史浩撰《峰真隐漫录》（50卷，光绪二十六年史廷霖绿野艸堂活字印本），宋王应麟撰《小学绀珠》（10卷，明刊本）、《诗地理考》（6卷，明虞山毛氏汲古阁刊本）、《通鉴地理通释》（14卷，明正德中补刊本），清黄宗羲撰《宋元学案》（100卷，光绪五年龙汝霖等长沙重刊本）、《明儒学案》（62卷，乾隆四年序刊本），清全祖望撰《年华录》（4卷，嘉庆二十年日新堂刊本），清阮元辑《天一阁书目》（4卷，嘉庆十三年宁绍台道陈廷杰刊本）。
3.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是日本的国家图书馆，前身是东京书籍馆，始设于1873年，1897年改称帝国图书馆，1949年改为今名——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最初的藏书，是明治废藩置县之际从各地藩校征收而来的，之后通过历年接受捐赠和出资购置扩大书籍藏量，但其汉籍总量和善本数量均比不上另一家政府图书馆——内阁文库。
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一些明清刊刻的浙东方志，诸如：明张时彻纂《宁波府志》卷十二（江户写本）、明张时彻纂《宁波府志》（42卷，嘉靖三十九年序刊本）、明沈应文等纂《新修余姚县志》（24卷、图1卷，万历三十一年序刊本）、明周应宾撰《普陀山志》（6卷，万历三十五年序刊）、明释密云撰《天童寺志》（10卷，崇祯五年序刊本）、明郭子章撰《明州阿育王山志》（明万历四十七年序刊本）、清钱维乔和钱大昕等修《鄞县志》（30卷，乾隆五十三年刊本），等等。
另外，该馆古本汉籍中还有少量涉及地方财赋、物产的文献，如《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赋役全书——道光二十三年》（道光刊）、《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赋役全书——道光九年》（清写本）、清陈寿彭撰《宁波物产表》（1卷，上海农学会《农学丛书》第1集第19册所收，光绪石印本）。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浙东先贤著述中，以宋王应麟的《玉海》（204卷，元刊本）最为珍贵。此外，一些汉和旧刊，如明张时彻撰《急救良方》（2卷，江户写本）、明屠隆撰《新锲屠先生编选依韵萃璧故事》（5卷，万历三十七年刊）、明屠隆撰《由拳集》（30卷，世锦堂藏板明刊本）、清沈复生辑《浙东三烈集》（清铅印本）、清宋恕的《浙东宋氏六斋卑议》（1卷，光绪二十三年铅印本）等，也值得关注。
日本各大图书机构均着意搜求中国碑拓，而且藏品数量和种类之丰富，保存与整理之精谨，往往超越我国同级别的图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所藏古旧碑拓中，《上海四明公所其他碑拓本》与宁波有关，值得从事宁波帮研究的学者前去展阅。
4.内阁文库
内阁文库附属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其所藏汉籍主要由红叶山文库、昌平黉（昌平坂学问所）、和学讲谈所以及江户医学馆等江户幕府图书和教育机构的旧藏组成。红叶山文库原本是德川家康所设书库，早期收纳了不少丰臣氏在侵朝战争中搜掠的朝鲜及中国古籍。德川氏主政之后，红叶山文库开始发挥国家图书馆的功能，陆续接收了日本各地诸藩进献的汉籍善本，汉籍藏量逐渐丰富。红叶山文库接收的诸藩进献汉籍中，九州大分佐伯藩主毛利高标所献旧藏精品数量最巨。昌平黉旧藏是江户硕学林罗山及林氏子孙的私家藏书，随着18世纪末林家家塾转变为幕府官学，林家私藏典籍也转为幕府官用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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