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2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对企业规模的研究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我国转型经济的特点，系统阐述我国工业企业规模与生产效率的现状，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殷醒民在《中国工业与技术发展》（2003）前四章中探讨了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和经济绩效。他认为：①我国大型的资本密集型工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比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高，这与我国发展制造业的比较优势相背离。②我国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是存在的，大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要高于中小企业。③用主导企业理论解释了我国工业发展中非规模化倾向带来的经济绩效下降，同时指出推进主导企业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整个工业企业的经济绩效，工业组织的创新的方向是形成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从而实现更集约地利用资源。毛林根（1996）通过比较美国、日本、中国的产业组织规模构成，认为中国的企业规模构成呈现二元、分散与行政垄断的局面。与美国通过竞争与兼并，日本通过合并、协作与依附的方式不同，中国则是通过行政整合和极限调整的方式进行企业规模的组合，这种方式的结果就是企业规模组合的低效率。对于企业规模组合，刘小玄（2001）扩大了我国企业规模重组的范畴，并且发现我国国有企业重组中，扩张性重组的失败率特别高，相反，分立式重组却具有蓬勃发展的生命力。张军（2003）选择用固定资产规模作为企业规模的代表，发现资产规模对企业的利润率有积极但又非常微弱的影响，他推断我国的工业企业总体上可能处于规模报酬不变的阶段。对于我国工业企业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大规模亏损现象，他认为是市场规模增长缓慢的“古典竞争”状态下，规模显著的厂商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而大部分规模不显著的厂商失去份额，同时又不能及时退出所在行业所致。大型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在我国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上比中小型企业高，这与常规不符。张军认为，其原因在于：第一，我国资本市场不完全和金融体系的缺陷，使得大企业更容易得到政府的金融支持，从而资本的装备和技术的水平高于中小企业，技术效率高于中小企业。第二，中国大企业部门集中了中国经济中最熟练的劳动力和工程技术人员，从而比中小企业具有更高的学习和消化技术的能力，这可能是一种部门效应，并不是实现规模经济的结果。第三，我国市场交易的低效率和企业间交易协调的微弱，使得大企业组织比中小企业更有效率。企业规模与资本密集度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企业的效率。张军（2001）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如果带来资本密集度的提高，就要考虑企业的技术选择是否合理。
二是国内有一些学者基于市场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以及企业内运用知识规模，提出了企业边界变动的趋势。刘东（2005）将企业边界的确定归因于企业运用知识的规模大小以及交易效率和生产效率的比较。信息技术尽管节约交易费用，有使企业规模缩小的趋势，但是，企业内知识交易效率的低下，会导致具有知识积累效率的现代企业扩大边界。信息技术对企业边界的影响是多重的。曾楚宏等（2004）认为，信息技术节约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和市场的协调成本，进而改变企业的边界，但是改变的方向受企业组织特征的影响。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协调机制，它们之间可以在吸收对方的比较优势的情况下相互融合。由此产生了企业融合市场的“度”，即企业边界不断变化的问题。李海舰等（2004）认为，企业融合市场机制的最佳原则是融合的边际收益等于融合的边际成本，在这一点上，企业实现最佳边界。竞争力与企业规模无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它是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而我国学者孙洛平（2004）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也同样得到一致的结论，即以企业群体的规模经济为基础，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预言竞争力的提高与企业规模无关。这是方法论上的创新，使经济学上的两大流派在一定的程度上达到统一。
综合国内外企业规模研究的现状，有以下几个侧重点：一是对企业规模经济的评价，并从实证的角度来支持评价的观点。二是根据我国转轨经济的特点，从资本密集度、技术进步率和市场交易成本等方面来分析我国规模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这些规模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低的原因。三是用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生产成本以及企业内运用知识规模的理论，分析了企业边界变动的趋势。可见，目前对企业规模的研究主要限于企业规模经济效应和影响企业规模变动因素的分析，缺乏对企业规模实质与企业规模变化动力机制的研究，因此，只是一种对现象的解释。笔者认为，转型期我国制造业企业规模由企业的资本规模所决定，产业竞争力是产业内企业资本使用效率的体现，要提高企业资本的使用效率，必须在资本合理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使资本通过企业向产业积聚和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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