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你是我心里的一首歌
我出生的这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
比如, 瑞士罗氏制药公司在美国上市。
比如, 我的祖母含笑合上双眼离开了世界。
比如, 瑞士经济大幅度下滑, 处于最艰难时期。
大卫在我懂事点的时候，将我抱上他的膝头, 对我说：达维德, 你的出生，给家庭带来了欢乐。
我想, 这是一定的。
犹太人家族观念很强, 如有可能，偌大一个家族, 总会住在一起, 或者尽可能团聚在一处。观念里, 仿佛是生得越多越好。
可是祖母只生了爹爹和叔叔两个孩子。
我长大了以后, 才从爹爹那里知道，祖母在二战期间，曾经被关押进奥斯维辛集中营，虽然侥幸逃脱纳粹的灭绝人性的迫害, 活了下来, 可是身体和精神都遭受了巨大的折磨, 变得脆弱不堪。
我问过大卫, 为什么会选中了祖母, 他微笑着摸了摸我的头, 对我说：我在安息日的祈祷会上，第一次看见了她。彼时家人正在催婚。我被她身上那种脆弱却又百折不挠的矛盾所吸引，心想，就是她了罢。
我问大卫，这是不是一见钟情？
大卫想了一想，随即笑一笑，并没有回答我。
等我再大一些，才知道，大卫的心里，早已经住着一个女子的身影。
大卫心中的秘密花园里，供奉着那女子的神龛，他将她放在心中，顶礼膜拜。
那年我八岁，已经很顽皮。
午间不肯睡觉，偷偷溜出婴儿房，避开在二楼起居室里闲聊的保姆，打算摸到大卫的书房里去，找一本大人平时不肯拿下来给我看的书来看。
当我轻轻推开书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进书房，以为自己成功达阵的时候，只听见偌大一间书房的角落里，传来低低笑声。
我循声望去，不由得吐了吐舌头。
大卫正坐在书房一角的沙发里，手里捧着一本东西，鼻梁上架着老花眼镜。
见我吐舌头，大卫向我招了招手。
“怎么，达维德，睡不着？”
我点头，乖乖走过去，坐在沙发扶手上。
“爷爷你呢？”
“我在回忆过去。”大卫笑了起来。
我将头凑过去，看见大卫手里的相册。
家里每个成员都自己的相册，里头装着他们成长的每个时期的照片，楼下娱乐室里还有许多时期的家庭录象。
大卫很喜欢保留这些影像。
“咦？这是谁？”我忽然瞥见一张黑白照片，尺寸小小，可照片上的女子面目清晰，看上去十分陌生，并不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亲戚朋友。
那女子看起来只得十八九岁模样，头发统统拢在脑后，露出一个光洁的额头来，眉青如黛，眼波如水，娴雅清澈，静静望着镜头，竟似一尊瓷偶般，美丽得教人害怕轻轻一触，便会碎去。
我看见大卫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照片上女子的脸庞，“这是明珍。”
大卫自我小时候起，便教我说一种极拗口的语言，他说那叫中文。
这时听他以中文说出“明珍”这两个字，无端地，竟有一种珠落玉盘，荡气回肠的感觉。
那样的温柔，那样的刻骨铭心。
也就是在这一刻，我忽然之间明白，原来大卫对祖母，并不是一见钟情。
大卫的爱，早已给了别的人。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罢了。
“她是什么人？”我想我的口气里一定带了一点点骄慢。
大卫伸出大手来，抚了抚我的头顶。
“是一个故人。”大卫笑一笑，笑容里带着太多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已经，无尽的缅怀。
“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她？”我不是不好奇的。
“呵，她在一个遥远的，名叫中国的国家。”大卫很耐心地告诉我。
彼时中国在世人眼里，是落后闭塞野蛮之地，所有印象还停留在十九世纪，梳金钱鼠尾头的男人和穿拖沓繁复衣服的女人……
大卫拍拍我的腿，开始给我讲述有关于他所经历过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
我听得津津有味，直到保姆小心翼翼地敲开书房的门，前来找我。
大卫没有责怪保姆，只是向我眨眼，“要保守爷爷的秘密，知道么？”
我点了点头，心里很是高兴，因为我和大卫分享了一个秘密。
从此以后，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到大卫书房里探险。
有时候我会碰见大卫，有时候则会被保姆第一时间发现，扭送会婴儿房去。
并不是每一次，大卫都会拿相册出来看，可是他会给我讲那个叫明珍的女孩子的故事。
讲她是多么勇敢，面对陌生人的威胁，冷静地替人包扎；在战火纷飞的年月里，不顾危险，跑到临时医院充当护士，平等对待每一个病人；一个人带着母亲孩子和妹妹，在上海沦陷时逃亡到港岛，谋生养活全家人……
关于明珍的故事，我陆陆续续地听大卫讲起，点点滴滴，渐渐便在心里生了根。
到我十四岁时，大卫替我找了一个中国来的留学生，教我中文，他说，他所知道，已不足以满足我对中文知识的渴望。
我没有对大卫说，我其实只是想更了解那个叫明珍的女孩子生长居住的国家而已。
留学生是一个三十岁年纪的男子，来瑞士学习钟表制造，讲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中国话。
我曾调侃他，讲得还不如大卫标准，他便摸一摸后脑，“我系广东人，讲国语不标准的啦。”
即便如此，我也通过他，了解到中国现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要向世界证明，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华夏是一个团结的民族。
我问他，中国的女孩子是什么样的？
他向我霎眼笑，“达维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不不不，我只是想由此知道，大卫的明珍，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中国现在男女平等，女性和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参加工作安享晚年。”他说得很笼统。
我有时甚至怀疑，他是否是政府派来瑞士的形象大使。
一次大卫听见我们的对话，笑得打跌。
“达维德，除非一个人丧失了最基本的羞耻心荣誉感，否则是不会嫌弃自己的祖国的。中国有句俗话，叫：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如果想真正了解一个国家，就只有亲历其中，才能深切体会。”
“我以后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当时我这样对大卫说。
是时的我，还不晓得，二十年后，我会陪着大卫，踏上中国的土地，遇见一个叫卫青倏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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